有哪些对症药方可以帮助我国经济实现转型？

　　当然，增长模式转型才刚刚开始，我国经济能否真正走上可持续道路，取决于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学界概括的“李克强经济框架”准确与否尚待观察，但其三大政策支柱，即不大规模刺激、适度去杠杆和全面结构改革，确实都是李克强同志一再重申的政策意向，也深得国内外各界的赞成，是帮助我国经济实现转型的对症药方。

　　一是不再实施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当然不是说不要宏观经济稳定，任何政府都会采取措施“稳增长”，但“稳增长”的手段是狭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目的是放慢增长减速的步伐，缓解冲击，让增长速度逐步稳定在增长潜力附近。这一点显然不同于过去“保增长”，即以举国体制全力保过高的增长速度的做法。

　　二是适度去杠杆以控制金融风险。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信贷与GDP之比已经从75%快速上升到200%，过去几个月社会融资与名义GDP增速明显偏离。这些都意味着金融对实体经济的直接支持力度显著减弱，而投机性的金融活动却日益活跃。因此，控制杠杆率，并非真的不允许负债，而是减少投机，降低风险，让金融活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三是以经济改革实现可持续增长。李克强同志一再强调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目前政府各部门都在谋划未来几年的改革步骤，其中包括金融体系、财政政策、土地使用、要素价格、收入分配、行政审批和户口制度等领域。

　　保证我国经济模式顺利转型，需着力推动哪些方面的改革？

　　目前经济形势动荡，政策意向也出现了一些波动，造成各界对政府新政策意向的猜测。这个时候，宏观稳定当然很重要，但是政府应该更加明确地宣示政策方向，稳定军心。我具体提出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适度容忍低增长。增长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到以改善效率来提高长期增长潜力上，而不是过度地保每个季度的增长率。如果年均增长下限是7%，并不意味着每个季度都要7%。实际上，如果单纯从劳动力市场状况考虑，这一增长下限还有逐步下移的空间。虽然只有稳增长才能推改革，但也只有容忍低增长，调结构才有可能。

　　金融体系市场化。迄今为止成本扭曲主要是在劳动力市场，但其实资本成本扭曲却更为严重。金融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制度改革、金融机构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等。这些改革可以协调推进，但应该把利率和金融机构改革放在前面，资本项目放开则宜相对谨慎。

　　地方政府去企业化。过去改革放权造成的地方竞争曾经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各地方党政干部热心于招商引资，追求GDP增长。但这也是结构失衡、资源效率低下甚至规则不公的重要根源。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要让地方政府从直接的经济活动中淡出，转向提供公共服务，维持公共秩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改变政府官员考核的标准，包括直接改变地方干部产生的办法，控制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

　　国有企业平等化。虽然目前有不少国有企业利润丰厚，但绝大部分并非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之上，而是基于一些特殊原因，一是通过政府获得大量廉价的投入品，相当于接受变相补贴；二是通过行政垄断、限制其他企业进入，获得垄断利润。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同时影响效率和公平的重要因素。国有企业要发展，必须和民营、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否则可持续增长无从谈起。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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