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增长和转型间已经形成的“跷跷板”现象——

　　新一届政府组建以来，正在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管理进行一些微调，目前已经形成“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基本格局。

　　怎样理解我国经济增长、转型和改革的压力都在上升？

　　从经济增长来讲，大家看到经济增长明显在放缓，但是这种放缓究竟是理性放缓，还是持续下滑，目前的争议较大。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看，过去我国的经济已经持续高增长了33年，平均达到9.9%，已经创造了历史。到了今天再保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显然是不可能的。一方面，经济的基数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资源环境的约束更加突出，因此，适度放缓是必然的，我称之为“理性放缓”，也可解释为正常现象。

　　从转型来看，我认为实际上进入“两难”局面：从经济转型来讲，如果加大经济转型的力度，就会影响增长；如果注重了增长，就可能会失掉转型。所以增长和转型间已经形成一种“跷跷板”现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本轮经济下行后，特别是7月份出现了钱荒以后，究竟出不出手，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当时说不出手，但后来还是出手了，只是出手的力度、方式与过去相比有所不同而已。从政府转型来看，政府转型步履艰难，也进入两难困境。所以，转型压力也在增长。

　　从改革来看，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阶段，阻力重重。更令人不安的是，对改革的价值争论似乎越来越凸显。价值层面上的问题折射的是对整个改革的争议。这也进一步说明改革本身的压力也在上升。

　　面对压力，如何通过抓转型、改革促进经济增长？

　　既然增长、转型和改革的压力都在上升，而且增长与转型之间实际上形成一种“跷跷板”现象，所以，在通过抓转型、改革促进增长的同时，从长远和战略的层面来看，首先要发现和培育战略增长极。在我看来保持经济适度地高增长，对中国整个大局至关重要。比如说，过去这些年来，我们遇到的问题也很多，但为什么能够比较平稳地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经济增长这个基础。经济高增长也为解决其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所以，在经济增长面临新的问题时，中央把稳增长似乎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要积极通过转型和改革促进稳增长，这是很重要的，但从长远看，关键是要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这更具有战略意义。这个经济增长极，我认为就是新型城镇化战略。

　　为何新型城镇化可以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之所以新，主要表现为信息化引领下的城镇化，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化。大家注意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把过去“五化并举”、“两化融合”修改为“四化同步”，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信息化不仅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全球性的特征，而且具有强大的渗透和融合能力。这是传统的城镇化所不具备的。正因为新型城镇化有信息化的支撑，所以我们才看到从无线城市到数字城市再到智慧城市建设这一发展脉络。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新的业态不断出现，信息服务业将大有作为，与此相联系，信息消费、数字消费将成为新的消费热点，而且发展异常迅猛。这一现象不仅会影响到消费结构的变化，而且对经济发展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可以预见，在新型城镇化引领下，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有三大动力源：一是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城市群”将成为中国经济第一增长极。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十个老的城市群以及中央正在谋划培育的十个新的城市群，无疑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源。二是县域经济、小城镇将遍地开花，成为重要的新的增长极。未来大力发展小城镇、中小城市是城镇化的方向。在县域、乡镇我们有很多基础设施欠账，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三是已经进城和将要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同样是未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经济增长极。许多专家测算，现在已经进城或离土的农民工有2.5亿，将来还有2亿多农民需要离土进城，这些农民工的市民化，对拉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等的作用和潜力都是巨大的。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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