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新意处看救灾

　　壹基金灾害部负责人李健强粗略梳理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救灾史，认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多为国家主义的荒赈，以政府为主体，有一套相对完善的赈灾政策。例如，唐朝即有“以工代赈”的救灾模式，即组织有劳动能力的灾民开展修桥修路等民生工程。民间救灾力量始终较为薄弱，往往只是宗教团体如寺庙等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救灾活动，或地方士绅、家族氏姓内部的赈济。直至近代以来才真正出现一些民间救灾组织。

　　壹基金秘书长杨鹏提出救灾与权力合法性的关系，在古代，救灾成为政府合法性来源之一——例如，当年大禹治水以后就开始了“家天下”。历代关于灾害的主流叙事模式也可说是从大禹治水沿袭而来，即灾情严重，“英雄”人物出场，然后灾情摆平，人们笑逐颜开。

　　而民间公益组织的大量出现得益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意味着社会的公共回应机制开始不同了。

　　1998年洪灾时，鲜见民间组织和公民救灾的身影。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NGO参与救援几乎呈井喷之势。及至2013年雅安地震，民间救灾一定程度上可谓成规模、成体系，成为强有力的救灾力量。

　　杨鹏介绍，壹基金致力于协调志愿者和民间草根组织参与救援，虽然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和追求，协调起来非常不易，但这是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上非常了不起的现象，值得投入成本和心血。如今已经不是一群人围着一个大人物在救灾，而是网状的相互振荡的救灾形式。

　　而政府的应对方式也在改变。杨鹏特别提到，雅安地震后，面对震后大量进入灾区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当地政府接纳了这些社会力量，很快成立“雅安地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以协调民间力量有序参与灾后重建和恢复工作。在他看来，这样的应对方式比汶川地震时有较大进步，某种程度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的新意之处去看待救灾。”杨鹏说，“我们能不能探索出一些跟传统救灾不一样的救灾模式？”

    原标题：救灾反思：让好心真能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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