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9日，“世界人道主义日”，壹基金在四川雅安举办“人道主义与救援行动”沙龙，与会的学者、民间公益人士和媒体人围绕民间救灾和震后重建展开讨论。

　　救援，还是“添乱”

　　无论是2008年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还是今年4月的雅安地震，都曾引爆民间的捐助和救援热情，许多人捐款捐物，不少人志愿自发驱车赶往现场救援。然而面对灾情和苦难，外来者能做些什么？怎么做才有效？怎样保证救援不变成“添乱”？这是参与救援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和困惑。

　　诞生于汶川地震、依托于一个QQ群发展而来的草根NGO组织“北川中国心”，其负责人高思发现身说法称，这个问题，从他们参与汶川地震救援以来，到玉树地震，再到参与雅安地震和甘肃岷县地震的救援工作，5年中始终在摸索，在致力于找寻目标和方向、提升自身专业性的过程中，走过不少弯路。

　　《南风窗》前副总编辑张良曾长期跟踪采访汶川灾区。他提出，人道主义救援的安全边界在哪里？救援者进入灾区，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应该抱有敬畏之心，不要好心却无意中破坏了这个原有的系统。比如，志愿者涌入受灾小镇，由于缺乏其他的专业技能，许多人就帮着打扫卫生，但小镇上原来的保洁员有可能因此失去收入。张良说，人们帮助灾区在废墟上重建，并非是在一张白纸上重画；不是重建系统，而只是修补、修建系统。

　　长期研究乡村问题、并在近年协同壹基金进行灾后援建的作家卢跃刚提到，雅安地震后，全国各地捐来大量衣物、食品等物资，这种“热情”却给脆弱的灾区带来巨大负担。许多食品未经检验、很多是过期的，大量衣物未经消毒，其结果是这些物资七八成不能进入灾区，不得不动用当地政府和类似壹基金这种民间组织的大量人力来处理掉。“城里人有个想象，我不吃的，农村人一定吃，我不穿的衣服，农村人一定穿”，这反映了一种社会的隔膜。

　　在他老家的雅安柏树村，他目睹有些前来援建的志愿者集合操练，唱着解放军军歌、《打靶归来》等歌曲在灾后的村子里“招摇而过”。他追问，这样救灾的心态是什么？他们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形成对比的是，台湾著名建筑师谢英俊带着他的团队进入村庄帮农民建轻钢结构的房屋，不到镇里市里住酒店，而是扎在村里住帐篷，到农民家去充分协商沟通。这种低调的背后是对乡村的理解，是一个外来援建者对当地社区和文化的敬畏。

　　卢跃刚提出，救助问题需要一套系统的理论。他协助壹基金在柏树村为受灾农民援助建房，共同探索并明确4个原则：第一是自愿原则，即你来帮助我，我可以接受或不接受。同时通过自愿原则来确权，明确援助者和被援助者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援助者只能是有限责任；第二是参与原则，建房本是被援助者自己应有的责任，只是不具备能力，所以对其援助，但其自身必须参与。不能养成救助依赖和惰性，真正的救助是内生型救助；第三是合作原则，合作是乡村里面天然就有的一套互助体系，是公共伦理，要激活，在建房过程中激发乡村存量；第四是共享原则。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也认为，自然灾害毁掉的不只是房子、桥梁等，毁掉的是社区。因而重建绝对不仅仅是重建物质，而是重建一个人伦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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