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9月4日稿件：当新型城镇化遭遇中国经济升级版 作者是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分析师梁绮利

　　自本届中国政府施政以来，新型城镇化战略就被置于工作的优先级，不仅在各个场合被高层领导反复提及，而且也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但是在推进层面，兹事体大，不可不察，围绕新型城镇化战略，从战略目标到实施路径，从顶层设计到保障措施，体制内外就各方面内容进行了广泛讨论，共识者有之，但异议者亦有之。特别是在一些关键环节上的认识尚未统一，以至于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的召开时间一再延迟，各界正在翘首以待中央的下一部安排。“空窗期”的出现，使得“新型城镇化”议题在最近一段时间有所降温，而这恰恰为厘清一些基本观点提供了难得外部。其中，对于新型城镇化与中国经济升级版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城镇化”一词甫一出世就被赋予了很多中国式的期许，但是无法否认的现实是，尽管在名称之中多了一个“镇”字，但其与“城市化”在经济学的本质上却是一脉相承的，即农业人口的转移和工业化。相比于前三十年的中国已经走过的城镇化道路，西方国家早已完成的城市化经历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加清晰的视角，来审视城乡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产业发展、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

　　来自西方的经验——城市化的原动力在哪里？

　　两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使得西方国家不自觉地被城市化的浪潮所裹挟，从18世纪中期开始到20世纪中期，在近两百年的历程中，与工业化伴生的城市化极大的改变了欧美国家的城乡版图，而在随后的时间中，欧美国家整体跃迁式的城市化进程基本结束。到1970年，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分别为，美国73.6%、英国77.12%、法国71.06%、德国72.27%、加拿大75.65%，基本都已经超过了70%的水平，即进入公认的“诺瑟姆曲线”的第三阶段——城市化后期，城市化率增速开始降低，城市化水平提升缓慢，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城市居住人口占比小幅下降的“逆城市化”现象。而在这一阶段，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

　　结合经济史的脉络走向可以发现，在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过程中，工业革命和电气革命两次科技革命对于城市化的提升具有较为直接和显著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即在于这一时期生产组织方式的内在特点和城市化的发展要求相协调，有效实现了“产城互动”，保障了城市化进程中有工业化的就业支撑和产业支撑，而这正是我们当前推进城镇化战略进程中所追求的效果。

　　从蒸汽机加速手工作坊生产模式的瓦解，到福特主义式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模式的盛行，前两次科技革命在扩大生产规模化、集中化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劳动力的集中分布态势被不断加强。从蒸汽到电力，动力的升级带来的是生产地点选择上的便利，但是集中化的趋势却没有改变。因而，与其笼统地说是工业化对于城市化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倒不如说是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决定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决定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有相应的城市化来配合，生产的集中驱动了劳动力的集中，而劳动力的集中驱动了城市化的实现。

　　来自中国的实践——与工业化脱节的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单兵突进的工业化并没有带动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提升，出现了“候鸟模式”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在城乡之间不断进行着身份的转换，构建了中国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是却没有实现自身生活方式的同步转化。

　　两大“依附”的制度性存在，使得农民工群体受到来自城乡两个方面的作用力，难以实现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一方面是“融不进城”的“阻力”。城市公共福利对于城市户籍的依附，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力”，使得农民工群体进城而不能享受包括住房、医保、社保等基础性公共福利。另一方面是“离不开乡”的“吸力”。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对于农村户籍的依附，构了一个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吸力”。这是目前农民群体最为稳定，同时也是最后一道保障机制，但更是一个具有无限能量的“黑洞”，使得农民工在遭遇相关风险时有一个缓冲器，将相关的经济风险转移到农村。回想2008年底，正是沿海地区不断出现的农民工失业返乡现象，才最终促使国家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未能形成良性的新市民成长机制，造成了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脱节。

　　回顾前三十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正是这“一阻”和“一吸”使得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久拖不决。我们在享受“人口红利”的同时，却错失了工业化快速提升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在社会发展上，未能实现产业和城市的同步发展。在财力储备上，没有对农民工市民化提取相应的准备基金，使得缺乏专项的资金对接相关需求。富士康式的生产模式在中国迅速成长，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集中体现。地方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生产企业实现成本控制，农民工群体承受生产与生活完全割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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