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9月11日报道 美国媒体称，围绕中国应当如何城镇化的问题，中国目前正在展开一场最关键、也最具争议的辩论。

　　彭博新闻社网站9月10日发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中国局前局长黄育川的文章《中国需要北京变得更大》。文章称，与中国的许多事物一样，城镇化政策由中央政府推动，而中央政府寻求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推动小城市、往往是全新城市的发展。从表面上看，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如果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的总人口已经达到4300万——继续扩张，那么社会和环境退化将对这两个城市构成极大的压力，更不用说浪费的开支了。

　　不过事实上，中国要想实现其所渴望的生产率提高，唯一的方法就是，中国领导人应当允许各个城市按照市场的力量更加自由地发展。

　　城市扩张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的贫穷，二是“聚合经济体”的力量，这指的是企业和劳动者集中所带来的益处，其所带来的规模化经济体和网络效应压低了成本，并导致专业分工。

　　然而，中国的规划者继续从这种角度看待城镇化：发展新城市，并为人口流入小城市提供方便。地方层面有限的融资选择强化了政府这么做的动机。省级政府依靠将农村土地变为城市用地来为自己筹措履行政府职责的资金。为了扩大收入基础，他们有强烈的动机推动房地产升值和工业化。最糟糕的情况是，这导致全国出现了数十座“鬼城”。“鬼城”的出现可以归结于这样的一种错误看法，即只要城市建好了，人们自然就会来。

　　文章指出，中国规划者不应当积极地推动新建小城市的发展，而是应当欢迎聚合经济体，从而有利于大城市的发展。随着土地和工资成本提高，部分工业最终将转移至中型城市，但服务业将继续推动大城市的扩张。北京和上海之所以能够继续扩张，是因为繁荣的高价值服务业，即便这两个城市的制造业基础已经缩水。

　　文章称，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肯定会带来负面的后果。对企业而言，不断上涨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削弱了大城市的优势；对劳动者而言，拥挤的环境和高昂的生活成本削弱了大城市的吸引力。

　　尽管如此，这些风险与城市规模无关，而是与错误的城市管理政策有关。例如，北京的市中心并没有得到适当开发：大量土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同时郊区的较低房价迫使人们住在与工作地点非常远的地方。其所造成的结果是，人们不得不远程通勤，从而造成了不必要的交通污染，而且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成本更高，因为人们是分散居住的。

　　文章认为，中国需要一种更加高效的城镇化进程——这样的进程允许城市随着不断变化的环境自由发展。这就需要一种能够为这样的城镇化进程提供推动力的融资体系；便于人口流动、而不是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服务和居住政策；促进城市更加集中发展、而不是分散发展的土地使用方针；以及鼓励人们更加高效活动的交通体系。

　　这很可能将导致城市变得更大，人口更加密集，但这样的城市更加环保，而且更加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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