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人必须强调，在任职“总统”12年中，所推动的各项宪政改革与务实外交，“国安会”议与“国安局”绝对是功不可没，而“国安局”各项工作全部是依“国安会”议决策后分层负责，并编列预算管制执行，且在任何工作推动或执行时，从来没有需要经本人核可后才能动支经费的情形发生。

　　四、本人虽不瞭解情报作业如何运作，但深知其危险性，轻者身家性命，重则“国家”存亡，举世皆然。安全局必须以积极的手段保护相关人员或机构亦是理所当然，外界不难理解。若因当时相关法律或规定不甚完备，亦或行政作业疏失而直指相关承办或参与之人员谋取私利，则有过于武断或残酷。

　　五、国际局势变化莫测，长期以来，台湾的国家生存空间饱受威胁，“国人”忧心“国家”发展，无不期盼政府应该有务实的态度与前瞻的规划，以谋取“国家”发展之最大利益。本人基于“国家元首”的职责，深知在“国内”政治或国际事务上政策的延续性及完整性，均必须积极加以维护。故核定“国家安全会议”建议成立之“战略及‘国家安全’研究所”，其目的既是希望透过专责的研究机构，提供正确、及时、有效的研究成果，以避免决策错误，进而丧失“国家”发展之先机与竞争力，此亦是发展“国家”战略研究之重要意义及本人念兹在兹之所在。

　　六、在本人任内虽推动各项“宪政”改革，但最婉惜的就是教育改革及司法改革并未完成，长久以来，台湾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度非常低，司法判断不能一再伤害人民的法律感情，本人始终相信司法界终有一天能够透过自我的觉醒与改革，建立一个让人民信任的司法制度，因此积极维护“国家”司法尊严，保存司法独立自主的空间，就是本人拒绝所有发动群众声援建议的原因。企盼本案有一个真正符合正义的判决，以保障曾经或当下正在为“国家安全”牺牲奉献的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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