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条件下，从过往的企业、政府包办养老，转为个人缴纳养老金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体系后，刚开始积聚的低微养老金，却要供给退休者们高额的养老金，有的地方入不敷出，就要中央财政补贴，这就是所谓“养老金亏空”的根源，再加上“老龄化”高峰的到来，退休者们要领钱时，却是个人的“空账户”与急剧缩水的养老金来源，无钱可领，何老可养？还有城镇化、户籍藩篱下的流动人口，养老保障更是因为实践层面地方政策的千差万别而困难重重。

问题丛生下，才有了政府的酝酿改革、教授的建言献计。从教授的“延迟退休”到政府的“以房养老”，都是从“扩大供给，减少需求”入手破题，但对于个体而言，这是对其自身利益的消损，前者是要被强迫多干几年，后者更是有悖于“但留方寸地，留于子孙耕”的传统文化。当然，这些方案，是基于养老问题的专业性研究，有先例可循，比如，中国的退休年龄相比美国的65到67岁，是早了五年（就男性而言），以房养老更是在美国司空见惯。这背后蕴含了迭代率的复杂运算等不为一般人所知的知识。在科学面前，个体的利益估量难免有些理屈。

但在中国的养老问题上，还有被科学遮盖的体制机制问题。很明显的是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养老差别，胡温政府时养老保险得以覆盖农村，可是每月几十块人民币的养老金，比起城市退休职工至少上千块的退休金，已有天壤之别；较为隐蔽的则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同国有企业、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之间的养老金机制，前两者是个人需要缴纳，而后者则是个人不用自掏腰包，退休后钱照领，且数额远高于那些体制外的企业职工。

不患寡而患不均，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反对不公，追求平等就是民众的呼声。养老问题上，民众对政策的吐槽、不满，更深层次的是基于不平等。解决养老难题，需要的是执政者在养老难题上科学、专业的应对，但比科学更重要的则是消除不公。公正的公共政策，是获得公众拥护的重要前提。那么，从户籍制度乃至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领域的改革都是不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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