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有效解决官场生态提升人文修养？

第一，强化政治信仰，改善价值评价系统，引导官员的价值实现。既然人生修养奠基于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深刻把握，就说明信仰信念是改善人文素养的最根本要素。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利特认为，人活着就是追求幸福快乐，追求感官层层面的幸福快乐，那是粗糙的原子运动，最终收获的是痛苦，惟有上升到精神层面，才是精细的原子运动，才能收获永恒的幸福快乐。习近平说过一句话，“学习雷锋的幸福感”，其中阐明的就是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官员不可能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完全放弃自己的利益，我们要承认官员的利益，同时还要满足其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因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离开利益就会出丑”，但决不能放任官员追逐利益，尤其缺少了精神追求一味追求利益，这样官员有可能滑向深渊，甚至把一个政治集团带向深渊。今天官员就是因为政党和民族的精神大厦处于重构中，自己又不主动追寻，结果就是放弃高尚而独钟权力金钱美色，结果降低了人文素养，进而拉低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行政能力。所以，努力在精神大厦建设上下功夫，在官员人生价值观的引领上求突破，是提高官员人文素养的必然要求。

第二，建立与时代和政治文明走向相一致的政治伦理。政治活动有自己独立的规则。规则清晰官员就会有所遵循，人际关系和社会行为就会由复杂而简单。为什么西方社会给我们感觉简单，很重要的源自规则清晰，人们不再试图操作规则，都坚持按规则办事，人际关系和处理方式也就简单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也形成了清晰的伦理规则，这种规则有异于议会政治下的西方政党的规则，可以说在我们的规则下有效运行了很多年，并且显得强大。根本来讲这种伦理规则建立于面对敌人而以牺牲奉献为精神内核，后来，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鲜明的直接危及生命的敌人没有了，但无形的政治宣传中的敌人是存在的，或者说冷战基础上的敌人也是可见可感的，因而旧有的政治伦理规则仍然发挥着作用，尽管已经走弱。改革开放后，尤其冷战结束后，阶级关系、利益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再试图用过去的政治伦理规则来规范官员的行为已经困难，这就需要新的伦理规则确立起来。比如，满足官员的利益需要，但决不能过度倾斜，形成目前过度竞争公务员职位的局面，只有科学界定官员的利益，才能还归公仆和“为人民服务”的本色，进而大大提升官员的人文修养。

第三，建立科学的体制制度，以评价权的变更迫使官员从酒场交际逼到读书学习。既然目前官员大量时间耗费在官场应酬，并且大多数人不情愿，又无力自拔，那么就必须从源头从根本上入手。比如，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制订了8条新规，直接影响到各级官员的酒场频率，受到广泛欢迎，那么就应当顺势而为，适时大幅削减礼仪接待费，彻底改变中国官场庸俗。从笔者到西方国家访问，很少有人宴请，只能自掏腰包买饭吃，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可以做到，另一个把对官员的评价权力交给更多的人，由此迫使官员将精神放在服务社会，而不是讨得个别人或少部分人的欢欣，两件事做好了，也就意味着官员主动还是被动都必定把精神放到提升人文修养上来。

（注：本文转载自“公方彬--新浪博客”，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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