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所产生的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文化的核心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破解“历史之谜”的唯物史观、揭示资本秘密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告别空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核心之外，就是各国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者创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国际歌》自上世纪20年代初被译入我国以后，就成为中国革命者为理想忘我奋斗的强大支柱。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曾把它作为国歌，可见它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之深。而它的重译者瞿秋白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革命烈士，都是唱着这支歌走向刑场的。即使是在硝烟已经散去的今天，每逢我们听到那悲壮深沉的曲调，仍然禁不住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伏契克的长篇特写《绞刑架下的报告》，一直在深刻地感染、教育、启迪着中华儿女。其中的警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至今仍像晨钟暮鼓一样回荡在我们的耳畔。

第二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民间文化）。在制度安排上，《礼记》提出“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抽象的意义上，这种思想与共产主义的理想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统一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并日益中国化，所依靠的正是这样的文化背景。在外交上，《墨子》主张“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不难看出，这正是新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传统文化根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易经》提出“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原则。很明显，这是我们党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至于中国共产党员和其他先进分子，则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精神融入自己的血液，化为英勇奋斗的动力。“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这是革命烈士杨超于1927年就义时吟唱的一首诗。留得伍子胥的豪气，进而升华到为人民大众复仇的崇高境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个是世界优秀文化。共产党员白莽热爱匈牙利的伟大诗人、1848年欧洲革命的英勇战士裴多菲，曾经翻译过他的不少作品。在白莽、柔石等左联五烈士遇害以后，鲁迅着意将裴多菲的箴言诗《自由与爱情》完整地引入《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以含蓄地道出五烈士是为争取人民自由解放而死的真相，并寄托对他们的一片崇敬之情。著名作家李尔重的抗战题材巨著《新战争与和平》，不但在创作方式和结构方式上有意识地借鉴了托尔斯泰，而且连书名都显示了它与《战争与和平》的继承关系。进入新时期以后，福柯的“权力——知识”说、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等等，都对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理论提供了营养或助力。

谁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是僵化保守的呢？纵观一部中国红色文化发展史，可以无愧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是全人类优秀文化的优秀继承者和发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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