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来源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对于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繁荣来说，这个来源较之文化来源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文化上的一切继承和借鉴，都必须统一于这一伟大实践。实践是鉴别器，能根据需要分出哪些文化是应当拿来的、哪些文化是应当丢掉的；实践是制造厂，能把拿来的文化进行改造和制作，形成新的文化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但是只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南。像王明那样削足适履地用教条或本本来剪裁中国革命实际，其结果只能是既害了中国革命，又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斯塔夫里亚诺斯在介绍中国革命时说：“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对社会现实的敏锐的观察者。这不仅因为他出生于农民家庭，也因为他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并几乎毕生为之奋斗。这种深知民间疾苦的长期平民生活体验，使他终于敏锐地认识到有必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适合于中国向来被忽视的千百万民众的状况和需要。”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性工程。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社会实践中，才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实践是发展的，文化也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但是实践与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同步对应关系。实践的高潮和胜利，必然要催生新的文化；实践的低潮或失败，并不一定带来文化的萎缩或凋零。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中国革命进入低潮。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科学理论，革命烈士和志士们留下了震撼人心的壮美诗章，以鲁迅为代表的国统区革命作家创作了一批传世名篇，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民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繁荣。这是因为，越是低潮、越是失败，就越加需要创新理论的指导和精神力量的支撑。从中国红色文化萌芽到今天，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光景。回头望去，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坎坷不平，但红色文化却是鲜花满路，令人目不暇接。

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结构复杂、规模巨大的系统。分析这个系统的结构，可以有多个角度、多种方法。比如，从历史上看，有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从文化的一般结构上看，有物态文化、心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从学科上看，有哲学、经济、政治、伦理、党建、历史、新闻、文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分析其意识形态结构，恐怕是更具根本性的工作。在这方面，最新的富有概括性的表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其中，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灵魂。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红色文化经过近百年的艰难建设所取得的最为伟大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这里的共同理想，其实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正在创造并且终将完成的世界奇迹，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推进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必须担当的阶段性历史任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每一步前进，中国红色文化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创新精神的胜利，都是爱国主义精神开出的灿烂花朵。没有这两种精神，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没有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98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其间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好八连，天下传……拒腐蚀，永不沾。”；“利人糜顶踵，示范耿星河”……仅从以上所举的极少事例就可以看出，光荣和伟大出自行动。由此可以肯定，千百万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第一创造者和忠实践行者。以上四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科学地完整地揭示了中国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

中国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中国人民永远告别苦难的福祉，是中国人民创造光辉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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