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争率先建立符合国际化和法治化要求的跨境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使得这块“试验田”更成为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与“试金石”，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深化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和开放，一直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支撑中国经济取得世所瞩目伟大成就的两面旗帜。29日上午，经数月筹备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标志着我国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正式启动，也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崭新阶段。

过去的33年，我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三个区别明显的递进阶段：

第一阶段可称为“政策性开放”时期。从1980年起，以建立深圳等四大经济特区为开端，继之以建立沿海对外开放带，直至建立上海浦东开发区。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我们主动地选择若干领域、地区和产业，主要采取特殊优惠政策的方式，有选择地引进国外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逐步建立起出口导向的经济体系。

第二阶段可称为“制度性开放”时期。经过长达13年不懈努力，我国于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逐步接受了一套国际通行的制度、规则、做法，全面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同时，在过去长期实施“引进来”战略的基础上，中国企业开始纷纷尝试着“走出去”。

此次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启动，堪称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三阶段”。它站在过去十年全面实施“制度性开放”的基础上，设定了“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这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以期促进中国稳步成长为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大国，为增进全人类的福祉贡献力量。

而以国际经济格局的时空转换来看，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也是我国应对“世情”变化的战略性举措。

就“世情”而论，发达经济体日益显示出改变全球治理模式的趋向。WTO自成立以来，陆续有新兴经济体加入，它们对国际经济秩序施加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发达经济体强烈感觉到这一战略工具价值的下滑。于是，G20开始受到青睐，逐步成为一些国家重开“议题”的治理平台。我们看到，这个相对较小、易被掌控的平台上，中国的权利与责任是不对等的。在发达经济体塑造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人民币汇率、贸易顺差、低消费与高储蓄等一系列中国国内问题，被赋予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责任。

与此同时，自2011年年底开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与“多边服务业协议（PSA）”以及“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相继推出，国际贸易种种“新规”均将中国排除在外，对我们未来发展形成严峻的外部压力。

面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深刻调整，上海自贸区的启动，清楚表明了中国政府应对变化的积极态度与主动战略：一方面，我们将参加正在形成中的各项“新规”的谈判过程，以期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规则体系；另一方面，我们选择中国领土上的一个重要区域，尝试试验“TPP”等新规中的合理规则，“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的发展。”

因此，建设上海自贸区的重要使命，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必然，更是中国国家经济战略的需要。我们希望，通过对改革“试验田”两至三年的辛勤耕耘，力争将其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实现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同时，力争率先建立符合国际化和法治化要求的跨境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使得这块“试验田”更成为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与“试金石”，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深化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