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好市长”到“耿拆拆”，当地百姓与社会舆论对山西省太原市市长耿彦波的评判，有着云泥之别。他也曾惊讶于自己为何会成为“异类”，而今55岁的他已经能够坦然面对。谈及拆迁时，耿彦波表示：“对开发商，政府是不跟他们含糊的。富人和穷人，政府从来是站在穷人的立场。政府就是要做穷人的代言人。”（9月23日新华社）

必须承认，“政府就是要做穷人的代言人”之说，的确很讨巧，也有一定的市场。毕竟，舆论先入为主地站在弱势者一方，如今很容易成为一种惯例与常态。前不久宗庆后被砍，原因是一进城务工人员向宗庆后求工作而不得，于是心生报复。之后的舆论发展态势令人震惊不已：不少网友居然责怪宗庆后为何不帮忙找个工作，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这背后的逻辑与价值观，与“过度”站在穷人角度看问题的事实，的确让人脊背发凉。

事实上，政府作为社会正义的“守夜人”，的确不宜站队。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政府都应充当他们的“代言人”，因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其首先都是公民。当一个公民遭遇各种不公的事情，此时都需要政府站出来“代言”。如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他们需要政府帮忙维权；如被砍的前首富宗庆后，同样需要政府排忧解难。在公平正义面前，理应没有穷人与富人的区别。耿彦波一番话语，虽然讨巧舆论却并不妥当，因为这样隔开穷人与富人的做法，只会加剧两个阶层的矛盾与对立。

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曾经说过：“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诚如斯言！不少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后也发现，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仇官，其实人们仇的不是富，而是不公；仇的也不是官，而是贪腐！这些内容凝聚在一起，便大致可知：因为社会的不公，导致了穷人与富人的对立与矛盾；而很多穷人之所以穷、富人之所以富，并非由他们的能力决定的，而是由一些不公造成的，因为很多情况下，穷人很难拥有与富人平等的权利。

在一个完全市场化、完全公平的语境里，富人从来都不是用来仇视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但是，美国民众对富人的态度却不是“对立”，甚至部分富人还成为全民偶像。这样的经济秩序，才是一种理想的状况。如果更多的是“拼爹”、“拼关系”，当“起点公平”无法营造，穷人对富人的仇视，便无可避免了。当官员需要用站队来赢得民意，这不仅是一种尴尬，更是一种警示。

据媒体报道，美国民调数据曾显示，75%的美国人认为，即使他们一贫如洗、白手起家，他们还是有希望成为富人的。而在中国，我们见得最多的感叹，似乎是“不怕苦不怕累就怕没机会”。如此尴尬现实，早已道出简单的真相——只有在一个公平的环境里，在一个人人都有机会上升的机制里，公众才不会仇富，官员也才无需靠站队赢民意。毕竟，政府从来都不应是穷人的代言人，而应是公民的代言人、是公平的“守夜人”。

(来源:青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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