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同时，首批入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36家企业领取证照。9月30日凌晨，自贸区负面清单正式出炉，共有190项管理措施禁止网吧、博彩等行业的外资进入。今天，自贸区的相关管理规定也将正式开始实施：万众瞩目的新时期改革先锋———上海自贸区终于踏上了探索改革的新征程。

　　有不少观察人士表示，设立上海自贸区的意义堪比34年前设立深圳经济特区。这一略显言过其实的表述，或许只是为了抬高设立自贸区本身的综合影响力，但与此同时，却也从反向证明了，在当下的中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艰辛程度。就现有的改革方案而言，增加某一行业的准入本身或许不是最为重要的。相反，如果能够依照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实现政府在行业门槛准入上的“消极态度”和事后监管的“积极态度”，那么“法治化”与“小政府”的理念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

　　在自贸区设立之前，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外资吸收国，采用的一直是“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即外资进入中国进行投资，具体干什么要由政府说了算，外商必须按照国务院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来选择投资领域。并且，正式投资前，还需要一系列复杂程序的核准过程，不但耗时耗力，而且给了政府内部权力寻租的空间。与之类似的国内民营企业注册亦然。自贸区设立之后，理论上1元钱也可以注册一家公司，政府放弃了严格准入的程序，转而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事中和事后的监管中去，这无疑对于塑造一个“法治商业环境”有着极大裨益。

　　经济的发展动力源泉不可能来自“控制”与“计划”，而最擅长此二项的政府能否弱化自己对经济发展的控制，也就决定了自贸区最终的成败。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在于政府放松对市场的控制，利用制度改革吸收了资本，同时又释放了数亿廉价劳动力。所以，回到上海自贸区，政府依旧作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变量，只有进一步消极对待“管制”，才能不断释放制度的“红利”。也许，从这一点上而言，上海自贸区作为“特区2.0”的提法也是有根据的。

　　“小政府、强政府”，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场域中的标准配置。因为只有政府足够小，其对经济本身的控制欲望才能被遏制；又因为只有政府足够强，作为监管者的政府才能及时有效惩罚违规者，创造公平交易的市场环境。中国的改革，因为体型体量过于庞大、内部发展步调不一而很难在短时期内获得成功，然而，也因为中国社会的规模巨大，所以有条件和空间在一省一市甚至仅仅在上海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一次小小的试验。试验一旦成功，上海自贸区就可以复制到其他条件类似的地区，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改革。

　　依赖过去的“试验-推广”的改革经验，这场万众瞩目的“改革开放2.0”试验，掌舵者是政府，最大的变量也是政府，改革成功的最终受益者更包括政府。但短期利益与长远战略的冲突，现行制度与国际通行标准的不匹配，都考验着政府自身的行政体制改革能否真正进行。而包括政府规模的压缩，政府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过渡等改革的关键点，势必成为上海自贸区能否真正落地乃至不断被复制的一个决定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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