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有人抱怨如今吏治纵弛，公务员职业太过轻松惬意，想必会有人义愤填膺地跳起来反驳，谁说制度对官员管不严，谁说现在公务员好当？动不动被电视问政拖上去晒丑，又是主持人追问又是嘉宾谏言，常常下不来台甚至招致大麻烦，还要怎么严？这种愤懑是有依据的，比如10月4日媒体就披露了这样一条新闻：湖北黄冈首场电视“百姓问政”直播现场，主持人开场抛出的一道“医院‘一日清单’制度要求从哪一年起执行”的常识题，出乎意料地难倒了市区两级卫生系统三个“一把手”。

一个涉及业务范畴的常识不幸被电视问政问倒并外传，于是成为一个新闻事件。这属于“隔墙扔砖头”，砸中三官员。更多的时候，对于这种平时只会说些过年话，一问正事就语塞的官员，没有人去扔砖头，照样人五人六，日子过得滋润的很。谁不幸被砸中了，谁就自认倒霉，接受公众的口诛笔伐；而那些有幸没被砸中的，明明所管辖的业务问题成堆、民怨沸腾，却一如黄冈电视问政现场的那位官员，习惯了拍胸保证，从嘴里喷出的吐沫星子落在地上都是颗颗铁钉子。这类官员，只要置于媒体聚光灯下，一较真、一具体就人仰马翻，窘态百出。

官员因为一些常识性问题出丑的尴尬事，时有耳闻。在常识性问题上跌倒的官员，是不是都属于昏官、庸官、贪官，虽不能一概而论，但被一道简单的常识题难得如此不堪，很难说不是对自身职责的不明确或淡忘。为官者对于分内之事是必须装在肚里、烂熟于心的，百姓问政，对重要的政策性问题官员一时语塞，这恐怕有失职嫌疑。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主持人问：记不得没关系，执行得咋样呢？答曰:“绝大多数医院都执行了”。而随后播放的暗访短片显示：被暗访的四家医院仅有两家执行了“一日清单制”。这等于当众扇了自己的耳光。

“一日清单”制度，目的是为了防止医院乱收费和过度医疗，以期达到“医院收费清清楚楚，患者花钱明明白白”。黄冈电视台当即播出的暗访中，一个因交通事故住院的患者没有做手术，CT片子却有十几张，“装了一屉子”。这至少说明在黄冈的医院，有意增加大型检查次数等过度医疗、追逐“医疗GDP”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老百姓不可能不积累怨气。黄冈两级卫生系统三个“一把手”被当众问倒并被揭丑，无疑迎合、对接了情绪化的社会民怨。不管你是客观失察，还是主观不查，平日里你发号施令，高高在上，而现在你出丑了，终于被人“教训”了。

近来各地“电视问政”呈风起云涌之势，台上官员“脸红心跳”，紧张尴尬写在脸上，语无伦次者引来嘲讽，回避问题者则招致不满，并通过直播被无限放大，台下观众拍手称快，过足了当家做主的瘾。乍看公务员有点像个“高危职业”，终于“屁股下面坐着活火山”了。刚出现这类新闻时，我也被电视问政节目中对问题的大胆暴露、对官员不留情面的点评，以及官员直面镜头被追问的难堪和窘相，油然生出纳税人的快意。不过这种“让官员出出丑、让公众过过瘾”的电视问政新闻越来越多，快感被日渐强烈的反感所代替。

纵观各地热闹非凡的电视问政，其中对官员看似很严厉的追问，其实都集中在一些局部性的问题上，而在真正涉及财产公开、权力监督、官员廉腐、财政预算、“三公”消费公开等核心吏治问题上，却缺少这种以硬碰硬、一问到底的问询。以局部问题上近乎苛求的严厉，营造了一种严治幻觉。零碎事物上的严厉，掩盖了关键事务上的制度真空，被问政官员已经成为一种符号，整体意义被个别符号意义覆盖。我们的吏治资源，就这样浪费在这些浅表性问题上。但这种看似还参与权、监督权于公众的问政形式，却最容易引起民众普遍关注，也最能赢得一时的掌声。

按照惯例和常见的行政逻辑，被问政的黄冈市医疗卫生系统会“知耻而后勇”，一场暴风骤雨的整改在所难免，但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反应。权力运行本应有一套有序的体系，有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纪检监察的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党政系统的政务监督。媒体的外部监督作用越大，越能映衬出权力内部自制的孱弱。历史往往经不起假设，假如黄冈的三个”一把手”没有成为被媒体问倒的“倒霉蛋”，他们的太平日子是不是就可以年复一年地过下去？黄冈事实上存在的“过度医疗”问题是不是就能顺理成章地延续？

黄冈卫生官员被问倒、被揭丑，并不值得欢呼。这场电视问政浇灌的只是侥幸公平，而非普遍正义；它助益的是眼球关注，而非权力公信。这远并非庶民的胜利。原因至少有两个。其一，电视问政之于行政不作为，至多算是辅助性的手段，每位市民到医院住院、到政府部门办事，总不至于要告诫相关官员，“小心上电视被问政”——当公众的权利补偿，都系在“媒治”这根麻绳上时，其权益能有多大的确定性？其二，“媒治”倒逼出来公权作为，往往表现为一种危机管理下的应急处置，而非公平正义的理性回归。媒体很难长时间追踪和聚焦某一个事件，解决问题最终还是只能靠正常治理。“媒治”往往只是推动了当事方的危机公关，当事部门和官员只要让事件拖上一段，舆论的视线一转移，一切又可能故态复萌。

当舆论和公众仅仅获得了一种虚幻的吏治快感，问政被演绎成一场舆论宣泄，这个过程中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监督，只有报复性宣泄。一场集体狂欢之后，问题依旧。当我们对媒体一次又一次所谓的“胜利”而欢呼雀跃的时候，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这不是政府治理应有的常态，而是人治的变种。这种舆论错觉可能会让人忽略体制内部的病灶，也可能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丧失本应有的权利。只有相关的监督治理如影随形，才能真正起到维护权利的功用。

很多地方的电视问政是“一次性”或“阶段性”的，带给官员的只是“一年一紧张”，偶尔“冒冒汗”。民众短暂的欢娱，仅仅只是“媒治”的胜利，不是“法治”的成功。“媒治”之于民众，更多的是联欢意义和道义功能，难有法治功效。我不知道黄冈的电视问政能持续多久，市纪委书记所说的“整改不到位，群众不满意，还将进行‘二次问政’”也只能视为一种临时性、表态性的承诺。“媒治”的监督过程是点式和间歇式的，而公众权益是全方位和连续式的。即便在黄冈，被常识性问倒的卫生官员不是最后一个，但期冀媒体问政来规范行政秩序、改良行政生态，那必然会走向一个过于扁平化的社会。发展到极端，就和运动式治理、广场政治没什么分别了。

文/肖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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