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武汉晚报》刊载了一则新闻，实在是让人瞠目乍舌。家住沌口升官渡小区的李先生（化名）因为难以忍受妻子多次出轨，特致电《武汉晚报》新闻热线，称在家中捉到一名陌生男子，他已经报警，希望记者前去做个见证。李先生告诉记者，就在两星期前，老婆刚刚怀孕堕了胎，没想到在家又发生这种事，这是她一年内3次怀孕了，“她太嚣张了，我就是要把这个事情闹穿。”

已婚女子出轨的行为突破了社会道德底线，女子丈夫叫来记者外扬家丑的行为也着实可笑，但可笑的背后也让人看到许多无奈，不知从何时起，女性这一身份开始越来越多地扮演家庭关系破裂的主导者。这也不得不让人深思这么一个问题：封建社会中对妇女在传统道德观上“三从四德”以及“贞节烈女”的价值输入的正面意义是否不该被否认？

随着社会民主之风的大兴，人们从封建牢笼中挣脱而出，但是却又陷入了另一个怪圈，即凡是过去的都全盘否认，尤其是在“男女平等”的意识理念下，多数人对妇女在封建社会人权状况持贬低夸张化的态度。那些被他们认为妇女身上所遭受的不能以现在眼光“合理正视”的，或者用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在他们眼里凡不能以现在西式思维“正确看待”的社会现象都会被归之为社会问题，被总结于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妇女人权状况的惨烈，甚至会被有心之心勾勒出一个中国妇女人权发展史的悲惨命运篇章。

倘若以客观的、顺应事物发展的目光去看待中国妇女人权状况，诚然在过去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确存在一些陋习并使得妇女地位不能与男性持平。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妇女的生活就有多么悲惨，过分地渲染妇女生活境遇的悲惨以作为批判封建社会封建之毒并不科学。同时，在民主之风大兴的当今社会，也不该过分地宣传女权主义思维，男女地位平等但不意味女性可以作出多么出格的事情。已婚女子屡次外遇显然就是很出格的事情，且这种出格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价值观的精华思想。结果是造成家庭不睦，夫妻关系破裂，还会遭来周边的冷眼和闲话，被人们所不齿。

一个人的言行与其思想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即言行反映思想，思想决定言行。已婚女子婚后出轨的行为与其家庭环境、教育环境、社会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正是因为社会上对女权主义的矫枉过正，各类女权呼声和教育中对妇女家庭观这块的“雷区”设定，弄得“三从四德”，“贞洁烈女”中的良性的正确的价值不能被合理的、广泛的发扬。所以在新时代的众多女性成长过程中，她们更倾向于做女强人而不是家庭妇女，动不动就是不要依靠男人，受到一些挫折就是“因为我是女性”，骨子里对“男女平等”观念的偏颇理解，对自身地位的不认同，也因为中国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确收到过不公待遇被限制过个性发挥，所以现在的“新女性”就开始变本加厉地向社会索取权利。

当然这种权利是要被打上引号的，中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相同，在法律上也没有谁就一定是拥有特权的此类声明，所以女性要权本身便不是这个民主社会该有的声音。这种要权，可以被看作是在要“糜烂堕落并希望杯理解”的权力。因此这种要权并不平等，这是在试图获得一种超然男性的特权，是社会思潮对女权矫枉过正后，女性反扑企图对“男女平等”进行冲击，建立“女尊男卑”时代的女性理想主义。

但是这个社会仍然是男性为主的，包括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军事领域等，凡是学者大师、专家教授，总是以男性居多。也正是这种男性数量上的领域优势，使得人们当然更包括广大的男同胞在心里上形成一种“女性劣势”的思维误差，对女性的容忍低限制要求或者适当放权，以及在相关领域对女性的不器重甚至是说过多保护，都会让女权思潮走向一条形而上学的偏路。

在这里，推动或者说鼓动“女权为上”思维泛滥的群体中，男性反而是主力，主要是这么几类行为:男性学者对女权文化的执拗，男性领导对女性能力的花瓶化对待，男性占多的环境下对女性的过多呵护，男性私欲催动下对女性的侵害，社会上对个别工作岗位的性别区别化。不能让女权思想结合时代具体的社会需求和文化背景，便不能客观地宣扬女权，真正的女权价值应当适当引导从教育入手，从社会改变，从男性硬式思维中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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