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三百年前，商鞅在秦推行变法之初便断言：“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他的对策是“刑无等级”。时至今日，在肃贪与党内整风的大背景下，受舆论关注的薄熙来案、刘志军案等，无疑映照出人们心目中对“刑无等级”的期待。这也提醒我们，在当代中国，吏治是走向法治的必经之路。

官吏是否廉洁守法，是一个国家治理水平和社会公正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且官吏也是引导人民普遍守法意识的效尤示范。中国官僚制始于秦代，而腐败现象也结伴而行。官吏腐败严重到一定程度，国家机器自行瘫痪。古人反腐有制度性的，也有运动形式。今天肃贪风暴二者兼有，以制度为主导。中纪委的巡视制度，依稀可见古老监察制度的身影。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悄然转身，走向现代化。

总有一些人到西方宪政的篮子里找反腐药方，比如，以司法独立作为吏治手段。试问，在老百姓心目中，法院和中纪委谁更有公信力？没有公信力就没有权威，没有权威何言独立？权威不但要靠法律赋予，更要用自己的行动树立。制度的可行性不在于纸面文字，而在于人心认可。中国古代有监察官，即御史，负责纠弹官吏，察理冤狱，其社会声誉和形象一直优于审判官。监察制度始创于秦代，自上而下垂直运作。派官员巡察地方的类似制度英国古代也有，后来演变成了巡回法院。古代监察制度有局限性，御史和基层民间缺乏衔接，彼此隔离是常态，无法做到耳聪目明。

在新时代，交通信息条件大为改善，民众的权利意识和监督愿望日益高涨。中纪委开通网上举报便是这种民情的反映。监察制度由此可能走向民主化。人民有更多理性参与渠道，也让监察网络更加绵密且公正。对监察活动的广泛参与也是一种民主，并非只有选举才叫民主。监察体系运作中常态的交流与衔接，不但令民意得到舒张，亦使法律的尊严得以树立，权威得到维护。这或促使法院系统恪尽职守，以人民的信任确立自己应有的权威。自立才能使法立。

(作者是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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