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中叶开始的新技术革命对于人类文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对科学技术的谬用、误用以及经济无节制的发展，也对社会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西方科技与经济发展较早，对科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关注尤为强烈，由此促进了科学哲学领域的开拓和交叉学科——科学技术社会学(STS)的兴起。之后，欧美国家曾有一批学者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如战争动乱、精神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都是科学惹的祸；科学已沦为“与政治共谋的权利、依靠金钱运转的游戏、听命于财团的工具和破坏自然的元凶”。其中，最为极端的反科学观点发源于欧洲的爱丁堡学派，称作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他们全盘否定科学研究内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认为是各种社会因素，尤其是社会利益决定了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把利益看作科学家从事研究活动的自然动因和各方争论的内在理由(即所谓“社会建构论”和“利益驱动论”)；他们渲染科学发展的“恐怖”，声称现代科学是西方帝国主义统治东方阴谋的延续(即所谓“阴谋论”)，主张清除“后殖民主义”；他们鼓吹以“生态主义”抵制所谓科学的“工具主义”，主张人类应回归自然状态；他们反对核能利用、反对转基因、甚至反对一切工业文明。

　　针对这类反科学思潮，许多自然科学家，包括后来不少科学哲学学者都予以有力反击，从而在上世纪90年代触发了一场反对科学和捍卫科学的“科学大战”。捍卫科学的学者认为，科学知识的基本特点不容诋毁，即客观性、普遍性和构造性。客观性，就是可检验性，可重复性；普遍性，就是非地方性，无国界性；构造性，指的是科学知识具有逻辑性、精确性。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是中性的，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关键在于是否正确加以利用。他们支持研究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但强调在摒弃技术万能的“唯科学主义”、克服科学发展过程中某些弊端的同时，决不能否定科学发展的必要性，如果任凭反科学思潮自由泛滥，则将给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带来灾难性后果。

　　环顾世界，重视和推进科学发展，仍是当今许多国家思想观念的主流与政策制定的依据。然而，“科学大战”的硝烟并未散尽，出人意料的是西方反科学思潮十余年后竟在东方死灰复燃，近年我国社会上围绕转基因技术问题出现的某种乱象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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