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从北京大学的特殊性看问题，也有值得思考的东西。北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地位并非完全基于教学和科研能力，而是缘于历史贡献，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发祥地。同时这里还出现过一批中国的思想家和声名远播的学人。他们中许多人的许多思想观点至今让人津津乐道。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胡适的“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可以说，因为有包容，也才有了“骂学生运动，拥皇帝”的“民国唯一一个留辫子的北大教授”辜鸿铭的存在。因为有了思想自由，也才有了北大才女林昭，等等。

包容是一种自信，包容更是一种境界，包容还是一种大气和胸怀。尽管当前和今后较长时间内我们都不敢期盼蔡元培和胡适这样的北大校长产生出来，但也不能差的太远，毕竟北大负有培养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杰出人才的责任，同时也负有回答“钱学森之问”的更大责任。所以就应当避免网上的信息和观点：“美卫斯理学院130多名教师联署公开信，向学院管理层呼吁，如北大解聘夏业良，院方应重新考虑与北大的合作关系。”“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表示，解聘夏的做法，对北大提升国际地位不利。”

如果不解聘夏业良，或许不会产生一场新的社会风波。这样讲并不是包容无原则，更不是说夏业良因为知名而拥有超越规则的特权，就该迁就。事实上，迁就的结果可能导致更多类似风波，甚至更多更大风波的产生。这里笔者的意思在于有其他方式方法可供选择，比如调岗，比如让其自己进行自我评价和选择，等等。至少不应当让夏业良解聘化作社会公共事件、抹黑事件。

由夏业良说开去，我们社会在处理敏感问题和事件上还有提升的空间。正常事情往往化为敏感事件和社会问题，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不丰富，更多采用过去社会形态和价值观基础上的工作方式方法，因此导致小问题化作大问题，小事件化作社会公共事件。其次是社会规则制度尚不完善，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规范行为的能力，自由度过高，弹性过大，特别是因人而异，结果导致种种猜测和联想。再次是民众尚处于成熟过程，给了独立思考的空间，很多人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其间存在落差与错位，这种情况下再加上特定发展阶段、太多深刻的社会矛盾，结果是非理性表达，是过多怀疑和置疑，哪怕很正常的事情。这里已经没有了如果，因为北大作出了解聘夏业良的决定。

话说到这里，笔者引述一个小故事。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德克萨斯州发生了一个人权案例，有一名叫“KKK骑士团”的白人激进种族主义组织，一再侵害黑人权益，州人权委员会要求组织头目劳艾交出组织人员名单，取缔该组织，劳艾拒绝并求助法律，于是一场官司开打。黑人人权律师格列芬接受派遣为劳艾进行法律援助，一个黑人人权律师为白人激进组织辩护，其受到的压力可想而之，最后格列芬帮助劳艾打赢了官司，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三K党是说过很多邪恶、凶狠、丑恶的话。但是，三K党有说出这些话的权利。如果你问这样的问题：他们有没有权利组织、集会、自由的言论？答案只能是，他们有这个权利。我们无法回避这一点。如果剥夺了他们的权利，也就是剥夺了我的权利。”他说，“这个案子和种族分歧没有关系。这个案子和我是不是喜欢劳艾，或者劳艾是不是喜欢我，也没有关系。这个案子涉及他是否有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原则。”“给那些我们所喜欢的组织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这是非常容易的，这使我们感觉良好。对那些令我们愤怒的人，那些我们恨不得令其闭嘴的人，实行同样的原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不是为了针对某些人，保护另一些人，而是为了针对政府，保护我们大家。举例说，如果你开始剥夺KKK的第一修正案权利，那么接下来吃苦头的就是我们黑人了。那些强迫他们沉默的法律就会把我们团团围住，强迫我们沉默。”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