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理解，以开放促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实际上早于内部改革。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和邓小平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就已经开始开放政策了。华国锋时期，中国发生了当时称之为“洋跃进”经济发展运动。这场运动就是试图通过引入外资、技术和设备来发展国内经济。尽管这场“洋跃进”被视为是华国锋的重大错误之一，但正如后来胡耀邦所说的，这不能算是华国锋的错误。在一个贫穷的国家进行改革，开放是有效的途径。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这个方向并没有错，只是当时过于强调速度，不符合当时中国有限的国力。（也应当看到，这次“洋跃进”运动被否定也有当时的政治原因。）

以“经济特区”为载体

等到邓小平再次登上政治舞台，中国领导层就正式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了，中国仍然处于老百姓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贫穷社会主义”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结束之前的阶级斗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但如何实施这一国策则是另外一回事情。在面临旧体制和既得利益阻碍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呢？邓小平选择了以“经济特区”为载体的对外开放政策。

从1980年代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有了七大经济特区，包括，1980年建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1988年建立的海南岛、2010年建立的喀什和2011年建立的霍尔果斯。此外，中国也建立了诸多区别于1980年代的经济特区，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常被称为“新特区”。到2011年12月，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市、成都、武汉、长株潭城市群、深圳、沈阳、山西和厦门10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个综合改革试验区（区别于“配套”），即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和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2008年，国务院提出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这是全国第一个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可以说，以开放促改革已经是中国发展的顶层设计。自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这一思路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贯彻于从早期沿海开放经济特区的设立和建设，到今天的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整个过程。鉴于体制创新在推进整体改革进程中的作用，相信这一方式在今后也仍然会延续下去。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在开放过程中，开放这一概念的含义有了很大的变化。早期的开放更多的是指向其他国家开放，但后来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开放也包含了向体制外的利益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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