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明的是，尽管今天世界的眼光落到了新成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区，中国新一波的开放并不仅仅限于上海自由贸易区。更早一些时候，中央政府也已经批准了广东省珠海的横琴、深圳的前海、广州的南沙区和福建省的平潭等，作为新一波开放的试验区。所有这些实验区都是通过对外开放促动内部改革的样本。这些新的试验区各具特色和自身的功能，它们在国家新一轮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注定要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很显然，特区伴随着中国的开放政策。没有特区，就很难想象中国的开放道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不过，特区至于中国的意义，与其说是经济学上的，倒不如说是政治学上的。从经济学意义上看特区很容易理解，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特区可以确立一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及其在较优势之上的经济交易。第二，可以通过新的制度设计，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比较优势和资源有效配置，纯属一般经济学常识，但要在实际世界中实现这两个价值并非容易。尽管这两个价值的实现对谁都有利，现实的情况往往是现存体制和利益阻碍它们的实现。因此，通过设立特区的方法，可以避开现行体制和利益，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体制创新。

要通过体制创新来实现“特区”这一特有的制度形式，也说明了“特区”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要通过政治运作而现实。从经验层面来说，在中国，无论是设立“特区”的过程，还是“特区”的运作和发展过程，需要克服至少三个方面的阻力。

首先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任何国家都存在。不过，中国是一党执政，这方面的阻力尤其强大。在多党制下，不同政党或者不同的利益，往往具有一定的空间选择不同的意识形态，因此阻力比较小一些。但一党执政往往必须坚持现存的意识形态，一种新的实践如果不符合现存意识形态，就会缺少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必然会遭致代表现存意识形态的体制的有效反对。意识形态上的阻力也因此往往体现在政治阻力。也应当看到，一些时候，意识形态上的阻力的背后，实际上是个别领导人的政治权力利益。为了维护和增进个人政治权力利益，人们往往用意识形态使得自己的抵制合法化。

第二，需要克服来自官僚体制的权力方面阻力，或者说是行政权力阻力。官僚体制的的本质特征就是其对现政治秩序的要求，要实现统一的行政秩序，官僚系统要求国家所有组织一体化，以便适用普遍的行政原则。体系之内的组织越统一，官僚系统的权力就越大。而“特区”则经常表明对既定行政秩序的偏离。这种偏离自然不符合官僚的利益，官僚系统必然阻碍“特区”的产生。

第三，必须克服既得利益的物质利益阻碍。任何社会，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下，都存在着既得利益。所谓的既得利益就是现存体制的最大受惠者。如果说“特区”是创造新利益，必然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对既得利益产生负面的影响。既得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必然阻碍新利益的产生。

尽管中国的改革者克服了这些方面的阻力，设立了上海自贸区等新形式的经济特区，这些特区的设立并不表明它们必然会取得成功。所有这些方面的阻力会随时随地表现出来，影响和制约特区的运作和发展。新特区设立了，这只是第一步。如何取得这些特区的成功，仍然是改革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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