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规模军事演习都是北京决策层事先审阅军委呈交的报告，商议以后作出决定，由各军兵种、各相关部门协同拟定演习计划，经总参、军委审定并批准演习计划，再由演练导演部门执行跨军兵种、跨部门的协调，并同地方行政机构进行配合，这要花费大量时间。像这次空前规模的海上演习，从中央作出决策，到18日演习启动，非半年不办。根本不可能在数日内即诉诸演习的形式对美日韩三国黄海演习作出回应。

　　文章认为，与其说三国黄海演习是此次海上演习的决策背景，不如说去年以来东京在钓鱼岛争端上的立场过于决绝，甚至变本加厉，而美国对此争端的立场从暧昧反复转而倾向于东京，事态演变的趋向愈发令北京不安，这才是海上演习的决策背景之一。

　　文章称，中越两国关系10月获得改善，也印证了北京的有关决策。在李克强总理访问河内期间，中越两国15日发表《新时期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切实管控好海上分歧，不采取使争端复杂化、扩大化的行动，用好两国外交部海上危机管控热线。这说明在上述决策背景下，北京决定在南海收缩战线，以强化在东海方向争端上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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