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ICU病房发生一起医患冲突，该院ICU主任熊旭明被患者家属殴打致眼角受伤、脾脏破裂。10月25日，浙江温岭第一人民医院3名医护人员被一名持刀男子捅伤，其中1人已经抢救无效死亡。10月27日，江西南昌第一医院发生一起护士被一歹徒劫持事件。连续发生的恶性袭医事件，让整个社会的目光再度紧紧聚焦医患纠纷这一问题上，也更让广大医护人员强烈地感到了一种集体性的不安全感。

　　此前，从媒体报道的话语选择来看，在涉及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矛盾时，其用语基本是比较中性的，一般会选择“医患纠纷”、“医患矛盾”这样的字眼。个中缘由或许颇为复杂，但恐怕这也恰恰代表了媒体判断的立场，即问题并非只能归咎某一方，甚至医院作为强势一方很可能应该负起更大责任。不过，随着连续数起医护人员被袭击事件的发生，舆论对于双方的同情指数有了微调，即对于医护人员的个体安危有了更多的关注。

　　包括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的调查报告，以及更多描绘医生个体内心感触的文字，纷纷被刊于报端。加之作为监管职能部门的卫计委又出新规，要求每20张病床应该配设一名保安。整个社会舆论对于医患纠纷的看法正在重新梳理，有关问题本质的定义也开始倾向于“如何确保医生安全”这一点。

　　医护人员的安全问题被重点突出，当然有赖于几起恶性事件的集中爆发，从而调动了舆论的驰援。但抛开嬗变的舆论立场本身不谈，在医患纠纷中，医生的安全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一点不应该因为袭医事件是否发生而产生丝毫改变。这是因为，在一起具体的纠纷中，患者和医生都作为当事人，构成了一线的冲突者。假如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缓冲地带，医生护士背后尽管有着一个庞大的机构支持，但强弱地位却很容易在冲突的瞬间发生转化。从这里出发，一般性地将医生归为强者一方，而将患者归为弱势一方，也就显得过于粗糙和草率了。

　　不过，强调医生的安全固然没错，但鉴于医生的安危主要受制于是否卷入冲突，所以医生的安全问题本质上是与患者及其背后的家属相勾连的。换言之，医生的安危取决于如何处理医患纠纷，如果纠纷在处理中不断升级，那么医生的安全也就难以保障了。对此，卫计委的办法略显简单粗暴，试图以多配备保安的形式强化对医生的保护很可能只是其一厢情愿。这样的局面，很可能进一步刺激原本就想袭医的歹徒，迫使其使用更加突然和隐蔽的袭医方式。

　　所以，即便从治标的角度出发，保障医护人员安全也决不可能依靠安保力量的增加，而是要从纠纷本身的规范化下手。事实上，医患矛盾永远不可能消失，但医患矛盾是否会升级为肢体冲突甚至是恶性杀人事件，两者之间尚有较长的缓冲地带。所谓的缓冲地带，即双方发生分歧之后，首要的肯定是调节，不可能直接爆发肢体冲突，所以投诉、调解机制就显得颇为重要。对于医院来说，遇到纠纷后给予更多的调解指示、渠道和途径，而不是缺乏对患者及其家属的关照和处理，就可能避免绝大部分冲突。

　　当然了，在现有体制下，医疗事故的鉴定机构与医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患者与医院直接的信息不对称，也更强化了双方间的不信任感。不过这样的体制之弊，恐非一时努力即可化解。再则，当“确保医护人员安全”成为一个问题时，解决的办法必须是立马有效的。此时讨论“治本之策”当然非常必要，但以“治标”的形式来保全医生的安危，则同样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说，治标需要为治本赢取时间和空间。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既希望国家用扩大医保范畴的方式来消除患者的治疗费用之忧，用确立医院的公益性来遏制医疗过程商业化的荼毒，也期待医院能够加强投诉、调解机制的建设，从而为纠纷的升级提供更长的缓冲地带。前者与后者，虽有治本与治标的区别，但在确保医生安全上，却都是重要的。

(责编：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