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青海省海乐都县撤县设区，城郊农民转为市民，多数十分欢喜，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方式早已“脱农”，现在身份也彻底变了。该区一位领导却忧心忡忡：社会上常有人批评城镇化，让基层干部无所适从。多年农村工作也告诉他：农村人多地少，只有减少农民，探索城镇化，才能富裕农民、造福农民。

　　的确，一些专家和媒体对城镇化的批评不绝于耳，城镇化在一些地方简直成了侵蚀新农村的负面词汇，矛头指向有几个：强征强拆，赶农民上楼，补偿不到位；举债圈地造城，搞形象工程……在各类推进城镇化的研讨会上，一些“专家”痛斥城镇化的弊端，与会基层干部代表灰溜溜的，研讨会开成了批判会。部分媒体随声附和，把一家之言当宝贝，妄加渲染。社会上形成一种奇怪的氛围：不管张三李四都喜欢对城镇化说三道四，仿佛谁不批上几句，就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是没水平的表现。

　　大规模、高速度的城镇化还在持续进行，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存在违规违法操作，损害农民权益，必须规范和纠正。但我们的城镇化目前却受到一哄而上的批评，几乎成为过街老鼠，这种“妖魔化”现象值得思考。

　　欧美等国家的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成熟后的一朝分娩，经历了两三百年。我国农民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各地千差万别。我们的工业化水平还不高，在短期内推进并实现城镇化，各种问题会加密式出现，由此也让一部分人一叶障目。近些年我国每年实现城镇化的人口有几百甚至上千万，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目前农民工约有2.6亿，未来若干年，他们可能最先“化”为城里人，差不多是全美国的人口。数亿人口有待城镇化，任务异常艰巨。一些地方急于求成见效，导致各种偏差，值得警惕。但是，方法失当，不可否定方向；路径走歪，不宜否定路线。

　　农民是城镇化的主体，鞋子是否合适，他们最有发言权；城镇化带来的是福还是祸，他们最清楚。许多农民坦言：如今衣食住行、就医上学等条件改善，也不缺钱花，就是希望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朴实的一句话，寄托了几代人的梦想。农家孩子寒窗苦读考大学，年轻人进城打工，为了什么？新生代农民工早已习惯城市的“味道”，大多数不愿再回去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辛苦打拼图什么？多少年来，城里和城里人的生活一直是很多泥腿子奋斗的动力和目标。城镇化让农民规模化实现身份转换，进而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农民不讲大道理，他们正用行动做出回答。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发达国家城镇化率一般75％以上，世界平均水平约52％，而我国目前城镇户籍人口仅35％左右。城乡人口的收入、消费水平等差距较大，一些地方还有继续扩大趋势。城乡二元结构失衡，呈现严重的“一头沉”：人才、资源和财富等向城市聚集，农村逐步被抽空，日渐瘦瘪。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迈着“一头沉”的步子，很难顺利进入现代化。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城镇化水平，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当然，正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2013年6月26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中国２０１２年城镇化率达到５２．５７％，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但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服务管理水平不高；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当前，中国城镇化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必须走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之路。

　　城镇化是一场跨越城乡的改革，像国家的整体改革一样，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正在迈向深水区。新型城镇化不能见物不见人，它要和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频共振、同步推进，需要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体系配套改革，否则就是一厢情愿。农民不欢迎“被城镇化”，一些地方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改革不完善造城的。出路在于继续完善配套改革，充分释放红利，以深化改革来消除成长的烦恼。政府也要应担负引导责任，确保城镇化依法依规、有序有度，因地制宜，切不可急于求成。

　　国外的城镇化更多地体现为结果，我国的城镇化是目标，将更多地体现为过程。各界对城镇化的批评可以发挥预警作用，尽可能少走弯路。我国的城镇化还在路上，当下要认准什么是主流。改革需要正能量，少一些空谈式责难，多一些可行性建议。有益的批评应具备世界眼光和宽容心态，富有理性和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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