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传统社会），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是农民。在农业社会，土地对于中国绝大部分家庭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绝大部分家庭的基本生计问题。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地结合，耕种土地，依赖农业，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方式。土地不仅仅是社会成员最为基本的生产资料，更是社会成员最为基本的生活资料。一个家庭的基本生计能否得到大致的保障，主要地取决于这个家庭是否拥有一块大致说得过去的土地。而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人数相对较少的地主拥有着大多数土地，人数众多的农民却只拥有少数土地，因而大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计便难以得到保障，大量的社会矛盾也由此引发。正是通过土地改革，使得广大民众拥有了土地，其基本生计问题得以解决，相应地，由土地问题引发的严重的社会矛盾被消除，中国共产党也因之得到了中国民众的广泛拥护。

    在中国现阶段，民生问题对于中国民众的重要性，类似于当年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对于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来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地已经分离，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经没有土地，人们已经摆脱了依靠耕种养家的生存方式，而是更多地依靠从事非农职业获取必要的收入来支撑基本生计。问题在于，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条件下，社会变化速率很快，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过多，相应地，社会成员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诸如人生和职业方面的风险，并且，单靠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不可能有效应对日益增多的社会风险。这就需要国家以社会整体的力量，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每一个家庭提供基本的民生保障，如就业（失业）保障、社会救济、低保、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养老保障以及其他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在中国现阶段，民生问题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每一个家庭至关重要。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每一个家庭来说，只要得到了最为基本的民生保障，就意味着其基本生存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其发展就有了起码的平台，同时也就能够平等、有尊严地融入社会，参与各种社会事务。所以，中国民众目前最为在意最为看重的事情就是基本民生的保障。一旦民生方面出现了问题，那么，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未来便难以预期，大量社会成员的发展前景就无从谈起。

    正因为民生问题对于中国民众如此之重要，涉及面如此广泛，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民众最为看重的、最为基础性的、最为普遍的利益诉求，所以，这一问题一旦解决不好，就会加重加剧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相比，这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一个很不相同之处。

    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基于时代的潮流和普遍的民意所在，只要我们拿出类似于当年进行土地改革的劲头来改善民生，使中国民生问题得以大幅度大面积的改善，就能够赢得民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就能够大幅度大面积地消除社会矛盾的基本根源，从而稳住社会的基本面，确保社会得以安全运行，并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也会得到极大的巩固，我们党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至少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是这样的。

    如何才能有效地改善民生进而有效缓解社会矛盾？这一问题涉及方方面面，需要我们做很多事情。其中，中国现阶段的一项迫切任务，是亟需建立起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唯有如此，才能从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确保社会的安全。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是，要做到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重要目标任务，即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从实际财政实力来看，中国现在建立这样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已经不是一个“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一个“想不想做”的问题。只要去做，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就能够顺利建立起来。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就能够大面积大幅度地消除社会矛盾，从而为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提供一个重要的保障底线。

    美国、英国等国家建立民生保障体系的时机对于我国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比如，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给美国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1935年，以制定《社会保障法》为标志，美国开始系统地建立民生保障体系，社会矛盾得以有效缓解。英国则是从 1945年开始建立系统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国家现在的人均收入和公共财力，远远超过了1935年的美国和1945年的英国。面临着种种有利的条件，就建立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而言，我们国家应当、也能够比当时的美国和英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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