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华：官僚主义是“病态自负”的产物【3】

形式主义植根于“对权威的服从”

有了官僚主义的主子，就必然会产生形式主义的奴仆。反过来，形式主义的迎合又为虎作伥，助长了官僚主义的泛滥。为什么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形影相随、密不可分呢？
　　西方有个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这个实验揭示出“对权威的服从”：当个人进入权威系统后，会有一次心理重组的过程，“我”不再是能够按照个人意识行动的“我”，而是权威的“代理”。在这个代理状态下，“我”不再从人性的角度关注行为的正当性，而只关注如何达到权威对他的期望。

现实生活中的“权威”又有怎样的期待呢？荷妮曾揭示了“病态自负”者的重要的神经症特征：由于“他的理想的自我和真实的自我之间的悬殊”，出于克服焦虑的需要，“他不断地期待别人对他的肯定，包括要求别人的赞同、赞美、吹捧等”。但是，由于“理想”是臆想的产物，与“真实”之间有着巨大的悬殊，他拥有的“权威”越大，就越难摆脱“权威”像海市蜃楼转瞬即逝的恐惧，也就越来越需要依赖别人“对权威的服从”，来不断获取巩固和维持自己的“权威”的安全感。

中国古代的叶公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时，他感到安全、自在，但一旦遇见真龙，就吓得“失其魂魄”“五色无主”“弃而还走”。这个寓言的隐喻是，人出于对现实中不可测因素的本能的恐惧，往往有着用虚构的“真实”代替狰狞现实的倾向。现实中官僚主义的衮衮“叶公”希望一切都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摒除来自现实中不可测因素对“权威”的威胁。而形式主义有其“行”而无其“实”，是人造的“龙”，温顺可亲而狰狞可憎；是按照“叶公”想要的样子造出来的，也是能为“叶公”所能驾驭和控制的，所希望看到的“龙”。

世上本来就没有龙，我们祖先造出“龙”，那也是出于国人以服从权威而求得权威保护的心理需要。经常有官员这样讲：“我的一切都是组织上给的。”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对他来说，“组织”是个巨大的权威系统，组织上可以给你一切，也可能夺走你的一切。他的上级掌握取舍与夺的权力。他作为依附体制的官员，在长时间适者生存的竞争中，悟出的一条生存之道是“只唯上”，把“对上级服从”奉为圭臬。他会认为，从政的艺术就是“贯彻落实”的艺术；他自诩的最有用的本事是能“吃透上情”，“摸清领导意图”。
　　“组织”这个权威系统又是由人操纵的，有时候，组织的“权威”又是上级主管官员特别是“一把手”个人意志的化身。如果上级领导官僚主义严重，那么，组织权威就很可能是官僚主义意志。臣服于官僚主义的意志，他为了投领导之所好，也只能以讲排场、比气势的种种形式主义做法，给领导留下深刻印象。他知道，因为干得好不好不重要，能不能给领导留下好印象才重要。为了从思想认识上、从行动上处处和领导保持高度一致：在研究重大决策部署时，当“一把手”提出动议后，他决不会提出不同看法，只会不遗余力地证明领导动议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当上级领导布置开展某种活动时，他会闻风而动，调动一切人力、物力作道具，力求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每一个细节都尽善尽美，以迎接领导视察和上级部门检查；当上级领导需要GDP等政绩时，他会不惜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拔苗助长，让GDP等数字光鲜……

正是这种种放弃良知、违背理智、罔顾实际的盲从，使得形式主义越演越烈，为官僚主义大行其道而推波助澜。正如一个巴掌拍不响，许多重大决策失误都是由独断专横和无原则盲从共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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