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锐：减少死刑罪名带来法治变革新期待

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要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一直以来，无论从刑法思想、刑罚理论，还是从司法角度，死刑问题都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自贝卡利亚提出废除和限制死刑的主张以来，刑法学者、思想家围绕死刑的优劣利弊和存废与否展开了长达200余年、至今仍未停息的激辩。虽然任何一方都无法占领绝对上风，将对方、民众、立法者予以说服，但也足以唤起人们对死刑的空前关注和理性思考。

就我国而言，死刑的立法和司法方向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形成了“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基本政策。而要实现这一政策，至少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严格限制死刑核准程序；二是从刑法总则入手，明确并完善死刑适用的原则、对象条件；三是减少刑法分则中适用死刑的罪名；四是在对民众死刑观进行理性引导的同时，减少、杜绝民意审判。

从目前看来，我们只在第一个方面上作出了足够的努力，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法，而其他方面都有待加强。因此，本次中央决定“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正是对一贯刑事政策的继承、发扬，再次彰显了“慎杀、少杀”的理性法治理念。

此次改革将直接引起刑法分则的变迁，在某些犯罪种类上排除或基本排除死刑。如对于死刑规定较多的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除少数危害特别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外，原则上均应删除死刑。经济、财产犯罪的成因是多方面的，社会危害性一般也都低于侵犯他人生命权利、国家和公共安全的犯罪，对之适用死刑有过重之嫌。

事实上，《刑法修正案（八）》已经废除了13种罪的死刑，显示了减少死刑的立法倾向。同时，改革也将引起一些死刑罪名的合并，通过技术处理删除某些能够以其他死刑条款包含的死刑条文。此外，某些犯罪制定死刑时，过多地考虑了极为罕见的严重情形，导致法定刑幅度过宽，最高刑过重，这也有望得到纠正。

另一方面，“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并不会单兵突进，由其彰显出来的价值取向必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一系列的法治变革。

首先，刑法总则应对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的条件作出更为明确、更具操作性的界定。其次，在保留死刑的罪名上，更应严格限制，并引入先进的刑法理念，如目前对故意的结果加重犯与过失的结果加重犯没有进行规定化区分。再者，死刑适用部分减少后，监禁刑也将随之进行必要的调整。最后，此次中央的《决定》将引起司法者、民众思想观念的理性回归。

因此，该项规定虽然寥寥数字，但势必对我国死刑制度甚至整个法律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值得期许与期待。

（舒锐，法律工作者，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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