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不妨对中共三中全会积极乐观些【2】

　　诸如此类，还有一些。总的来说，《决定》在改革理论和政策上有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这是做好改革工作的重要前提。

　　当然，对新一轮改革整体上的“政左经右”色彩也不必讳言。由于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模式，推进国家治理结构和能力的现代化，而中国模式的本质特点是政治一元化和经济多元化，再加上全会仍然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的中心工作，因此，改革重点锁定在经济上，向市场放权将会充分激化市场、企业和社会的活力，而在政治上持一种相对保守的态度，也就不奇怪。

　　这也是改革需要一定集权的原因。全面深化改革协调领导小组和国安会的设立，不管后者的目的是针对内部安全还是外部安全，无论就其主观考量还是客观结果而言，都会造成一定政治上的集权。这种集权既是由改革目的所决定，也是因为中国当下的改革是一种非常态化的改革之故。中外历史证明，在一种非常态化下推进改革，若改革者没有一定的权力集中，改革就很难推进，故适度集权是必要的。考虑到中国既得利益的强大，改革者只有将一定的权力集中在手上，拥有更大权威，更少受利益集团的掣肘和干扰，才能更好去推动那些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变革。人们所要防范的是，如何去约束集权的改革者。

　　《决定》还有一点需要提的是改革方法论的改变。中国此前的改革方法论是邓小平的猫论和摸论，后者即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基于前期改革的特点而不得不如此。因为改革是一个探索过程，而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又前所未有，此外，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在改革已经走过35年后，改革的目标模式已经确立，而且法律制度也已逐渐健全的情况下，再摸着石头过河就可能会延误改革，甚至成为不改革的借口。所以，全会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这是中国改革方法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个改变，它势必有助于改革的深入推进。

　　不论人们对全会作何评价，现在，改革的规划和部署已经做出，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落实。但落实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按葫芦画瓢的过程，而是一个再创造。因为三中全会的规划只是一个宏观的方向性的规划和部署，而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具体路径需要结合本地实际去推进，所以它需要人们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中国的改革史上，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是改革的黄金时期，那时社会包括地方、基层和民间主动改革的精神很强烈，勇于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很多改革的地方经验。

　　但一个时期以来，这种主动改革的精神和积极性失落了，大家都怕在改革上犯错，不敢也不愿推进改革，而是被动等着上面尤其是最高领导发出改革号召，做出改革决议，才按照规划好的“改革”去部署。以这样的精神状态去落实中央的改革部署，推进地方改革，会很成问题。所以，需要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大胆地不拘一格地去创造改革的各种经验，才会形成一个改革的百花齐放局面。

　　民心思改革是中国社会近几年的一个显著特征，从《决定》来看，本次三中全会多少呼应了民众对改革的期望和要求。所以，若朝野合力、上下同心，改革是能打开一个新局面的。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目前正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访学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