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不妨对中共三中全会积极乐观些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落幕，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对这次全会，中国社会和全球舆论经历了一个“有趣”的变化——在三中全会公报公布后，舆论的解读偏悲观，但在上周五《决定》全文公布，其释放的改革信息量远超公报，全球舆论也为之一变，称赞改革超预期。

　　早前舆论解读偏悲观的原因，是在全会召开前，中国领导人放出的信息促使人们对会议产生了过高期待，甚至一些人以为全会会对政治改革作出某种部署。鉴于中国过去几年改革徘徊不前的局面，人们期望新一届领导人能够展示改革魄力，大刀阔斧地革除陈弊，重启改革议程，这种心情和期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非常宝贵的，但如果对现代改革持一种理性态度的话，可能在会议召开前，就不会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

　　尽管如此，我认为如果把三中全会放在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去理解的话，不妨乐观积极看待，现在《决定》全文公布，我不得不承认，其内容在某些方面还超出了我的预期。

　　《决定》是一个非常翔实的改革文本，体现了问题主导的改革思路。对中共未来九年要解决的60个问题，《决定》都提出了明确的解决思路和政策措施，几乎没有套话，有很多政策亮点和提法值得人们去关注。

　　例如，《决定》提出中国改革的最高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立中央改革协调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政府与市场、国有经济与非公经济、司法体制、农民产权、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反腐等方面都有新的提法和表述；在改革的方法论上，强调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出了目前中共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国家的治理能力跟不上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民权提高的现实；设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协调领导小组，表明中央改革的决心非常大，改革可能不会空耗而得以实际推进；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重塑国家安全和全球战略，为争取一个最能体现自身利益的国际环境和治理秩序的必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说明中共对市场的认识又深化了一步，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会进一步加快，市场作为资源主要分配者的地位会进一步增强；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表明非公经济接下来会有更大发展；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意味着财税体制将会作出重大调整，为处理好央地关系，提高科学调控水平指出了路径，并可能建立起预算民主，倒逼政府公开；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给农民更多财产权，表明土地制度会有重大变化，土地流转加快推进，农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将享受同地同权待遇，实际上是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可以讲，上述领域改革的推进，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的面貌。

　　《决定》对能够改革的直接给了答案　

　　不仅如此，对一些现在能够做出的改革，《决定》直接给出了答案，如放开“单独二胎”，废止劳教制度，探索实行官邸制，国有资本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至30%，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纪检实行双重领导以上级纪委为主等。

　　即使从民主政治建设来看，《决定》也提出要加快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正如联早采访的学者所说，这不仅仅是个理论突破，也意味着它可能在实践中加快进行民主政治的试点和推广。因为只有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级上进行更多民主形式上的试点和探索，在关系到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做法上进行规范，进一步推进程序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才配得上“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另外，对司法独立化的强调，也是广义政治改革的一个部分，意味着司法体制的独立性会得到加强，政府的权力会受到司法的更多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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