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昭：制度建党，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一步

近日，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不论是8月份中共中央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内法规，还是此次制定党内法规《规划纲要》的出台，都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凸显出中共“制度建党”的决心和思路。

“制度建党”的思路要追溯到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提出了“中共这样一个大党如何治理”的问题。基于对中国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他认为这样大的政党，一定要有一整套制度。制度建党，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对党建理论的第一个贡献。邓小平对党建理论的第二个贡献，是他提出了“党规党法”的概念，制度建党必须要有一套系统的党规党法。

《规划纲要》指出，制定党内法规的目标是“使党内生活更加规范化、程序化，使党内民主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使权力运行受到更加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使党执政的制度基础更加巩固”。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相一致。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形势下，制定修订党规党法，对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推进党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及规范制约权力运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共党内重要纪律机构的中纪委，无疑将在承担党内法规起草任务中担纲重要角色。

在中国特殊的政治框架里，党内法规的制定和修订，无疑将影响到国家政治层面。这具体体现在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影响。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的概念，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对于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来说，所谓“建立国家”部分意味着创建有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重要的还是建立一个能够调整新集团参与政治的有效政党体系。党规党法便是有效政党体系的重要制度基础。这次《规划纲要》制定的党内法规涵盖广泛，涉及“思想”、“组织”、“作风”、“反腐”、“民主制”等多方面。毫无疑问，作为执政党，中共党内规则和制度化程度的变迁，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国家政治与行政生态的变迁，进而影响到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变迁。某种意义上，政党的制度化程度是衡量一国政治体制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尺。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执政党的内部制度建设来向前推进。当前，中国的社会环境与邓小平时代已大为不同，但制定党规党法，侧重“制度建党”的思路，仍然是“中国奇迹”的重要前提与保证。

（张广昭，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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