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芸：舆论对张艺谋的批判是一种奖惩机制

　　关于张艺谋超生事件的问答

　　南都娱乐周刊：对张艺谋超生三子这一事件怎么看？认为是天赋人权还是觉得名人不该带头违法？（或其他观点，请略述原因）

　　彭晓芸：这涉及到恶法或者说已经不合时宜的制度约束究竟是不是“法”的问题，譬如除了计划生育被视为非人道的，卖淫、聚众淫乱等等是否视为犯罪，也是有争议的。那么，不遵守有争议的“法”，该如何看待？就政治伦理而言，公民可以对现行法规约束提出异议，通过新一轮民主协商重新拟定社会契约。但计划生育不是来自民主决策，而是一个单向的强加的法，因此，公民抗法有其正当性。这是就抗法本身的实质正义而言。

　　但他采取何种办法抗法则关乎社会对他的评价，譬如相比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杨支柱事先张扬的超生和事后公开抗议的态度，张艺谋的超生事件有值得诟病的地方，他既不抗议，也没有遵循社会的现行暂订协议交罚款，却能够没有黑户之忧，这是他不同于普通百姓的地方。他存有侥幸心理，认为不会被披露出来，或者认为披露出来再说，不遵守恶法的特权，也仍然是特权，并不因为那是一个有争议的制度就能够把张艺谋等同于抗法英雄，对他的评价，显然要不同于杨支柱，也就是说，社会舆论的作用，就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道德关系，通过舆论确立奖赏和惩罚软约束，这是舆论力量区别于法律力量的重要元素之一。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两个层次来看，一是法本身的合法性争议，二是社会成员行为方式的评价机制，可以各自评价，并不互相抹杀。

　　南都娱乐周刊：张艺谋超生会使您对他本人的印象或评价有所改观吗？（也就是，超生与承认超生这两种行为会否影响到您对张艺谋本人的评价？）

　　彭晓芸：之前就没有高度评价过张艺谋，他的价值观是典型的乡土式的，从他对待女性的态度大致可以判定，他是继承了传统的男权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一位导演，这是他一直不能与李安这样的同为华人的国际导演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张艺谋的知识结构和视野决定了他依然是一位导演界的“土豪”，思维模式到行为方式，他与知识分子、艺术家的行事风格有巨大差异，他更像一位政客型的导演。所以，他做了什么都不意外，就像听说官员包养情妇或有私生子一样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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