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中国改革应遵循怎样的逻辑与顺序？【2】

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金融和财政体制改革方面不应该无所作为，但仍需特别谨慎，防止采取过大动作，引发财政与金融困难，目前最应该果断推动的，恰恰应该是那些难度较大的实体部门改革，包括逐步解除对垄断性服务业和部分高端制造业的行业进入管制，逐步放松对城市郊区土地开发利用的管制规定，在拉动增长的同时，甚至之后，逐步创造金融与财政体制改革的条件，最后才能够真正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目标。

以正确的顺序进行合适的改革

自2011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已显著放缓，虽然政府不断微调政策，应该说，目前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经济硬着陆的实际风险。

政府在2008年后推动的财政和金融刺激政策使得房地产泡沫从一、二线城市向几乎所有城市蔓延。也使得地方政府债务从5万亿达到超过20万亿的规模。过度宽松的财政与信贷政策导致基础性设施和众多工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主导的能源、原材料、重化工部门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投资低回报。当出口、房地产、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乃至政府过度投资的基础设施部门等传统的增长引擎开始失去动力时，中国还有什么办法能推动经济增长呢？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整体改革方案，尽管在细节上尚显模糊，但却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个改革方案包含了很可能对支撑中国经济短期、中期乃至长期增长起到重大作用的两大方面：一是解除对仍由中央国企进行垄断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进入管制，二是针对城乡建设用地建立统一的市场。

但是，要实施这些市场化改革，不仅需要很大的政治决心，更需要确保选择正确的改革顺序是成功与否的关键。但并非所有改革都可以同步推进。事实上，过早推行其中一些改革，存在着危及更广泛改革目标的风险。

过快推动金融自由化会带来风险

许多学者，包括投资界人士，主张在中国金融体系推行快速市场化改革。事实上，金融改革已开始快速推进：贷款利率已解除管制，预计存款方面相关举措也即将实施。例如，商业银行很快将可以在银行间市场签发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NCD）。资本账户自由化也已提上日程。上海新的自由贸易区将作为一个试点，以开放对保护性产业的投资，并对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措施进行试点。

然而，决策者必须十分谨慎：过快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政策可能会对整体经济增长带来过大的压力，特别是当金融改革的进展没有伴随以实体经济改革同步推进的时候，就可能更加危险。由于政府在四年前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政府在工业园区及新城区建设上利用低息贷款大幅度投资，地方债务超过20万亿，数额之大前所未有。中央所属的国有企业也在上一轮财政信贷刺激政策中迅速扩大了产能，在国内外购买资源、能源，甚至还有部分参与房地产市场投资，央企负债可能也已达到50万亿之巨，资产负债率高达70%。随着能源，资源和房价的持续下行风险，许多贷款均可能在未来变为坏账。

在这种情况下，过快推进利率自由化只会提高利率，并迫使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大批债务显性化为银行的不良贷款，而随着中央政府为了防止影子银行风险，而不得不逐步收缩信贷，加上美国推出量化宽松而必然带来的全球利率上升，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会发现借款日益困难，而这必然进一步导致资金短缺的地方政府出售更多的土地，促使资金不足的地产开发商清算住房库存。这样就很容易带来三、四线城市房价预期改变，房价下跌，甚至是地产泡沫破灭。一旦这种情况出现， 银行坏账增加，必然进一步大幅度收缩信贷，然后一、二线城市房地产泡沫也开始破裂，最终致使国有银行承受新一轮的巨额不良贷款。更糟糕的是，由于金融自由化导致的银行间激烈竞争，会带来银行利润变薄，银行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也将变弱，银行也开始破产。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