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中国改革应遵循怎样的逻辑与顺序？【3】

如果日本的经验能够给我们提供任何教训，那就是日本19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其1980年代推动的利率自由化反而变成了一个诅咒，使得日本银行在房地产市场崩溃时没有足够资金拨备不良贷款，结果是大批银行破产。

实际上，即使没有明年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所导致的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外流，全球利率上升， 中国政府也会因为过去信贷过分宽松而不得不收紧信贷，利率上升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钱荒在未来会不断出现，利率自由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可能加速中国房地产崩盘和金融危机的出现。

重新大幅度调整税收制度仍为时过早

为重振实体经济，一些学者呼吁在政府要逐步降低经济的整体税负。即使这个措施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时间点选择上也可能是错误的。

目前中国经济的直接威胁是过度投资和缺乏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税收减免可能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收益，并救活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企业，但这种措施却不会创造新的持续增长动力。

更重要的是，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已无力再减免税收。事实上，许多地方政府正努力从企业中获得更多税收以弥补经济增长放缓和土地出让收入增速下降所带来的损失。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也已超过收入增速，并且考虑到未来经济增长放缓的前景，未来政府支出、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速不会下降。因此，减税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另外一个措施是开征房产税。但房产税要全面开征，需要很多条件，尤其是在当前地方政府无法为城市居民提供充分公共安全、基本教育等公共服务，导致绝大部分城市购房居民不得不支付高额物业费雇佣保安保障小区安全，而同时城市房价又畸高的情况下，全面开征房产税并作为地方政府替代性税收来源，在短期是难以实现的；而只对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征收房产税，不仅难以筹措足够资金来替代土地出让金，而且实施上也会因为制定政策或影响政策制定的人自己一般有多套住房而存在较大阻力。

即使中央政府强行推动对二套以上住房征税，也可能催生很多三四线城市本已脆弱的房产市场预期发生改变，甚至导致房产抛售、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鉴于许多三线或四线城市本就岌岌可危的房地产市场现状，有理由相信财产税的实行有可能成为压垮这些地方房地产泡沫的最后一根稻草。

另一项财税体制改革的建议，则是中国应对资源及能源使用征收更高赋税，这个改革的方向也许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的资源、能源价格太便宜，污染太重，但推动这项改革的时机也不能说特别合适。比如，在能源、资源需求旺盛的前提下，如2005、2006年的时候推动这个改革，那就是可行也有利的。但如果目前面对的是能源、原材料行业增长放缓及产能严重过剩，过快加税只会抑制增长，甚至导致国企为主的能源、原材料行业企业大批亏损乃至倒闭，迅速增加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

同理，当前阶段对解除煤炭、钢铁和电力等行业的国有垄断行业推动民营行业的进入管制，对经济增长也未必有太大帮助。这是因为上述行业已经面临着严重产能过剩，未来面对的是如何收缩，但又不希望过快收缩的问题，解除对这些行业的进入管制并不能带来经济的显著增长。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