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2】

1633年（崇祯六年）冬，李自成与张献忠等合兵，冲破官军包围，渡过黄河而后入河南，下郧阳（其区域大致相当于今湖北十堰市）；张献忠部取信阳等地，马守应部逼四川，李自成转汉南。1634年（崇祯七年），李自成在兴安（今陕西安康）车箱峡用计脱险后，攻杀平凉。年末，明朝廷又提升已于崇祯四年接替杨鹤任陕西三边总督的兵部右侍郎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接替因招抚失败放走李自成的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和湖广军务，统一指挥各路官军对农民军实行残酷围剿。1635年1月，张献忠等起义军直捣明中都凤阳府（今安徽东北），引起明王朝恐慌。1636年（崇祯九年）7月，高迎祥在盩厔（今陕西周至）战败，被捕后牺牲。当年，李自成被推为闯王并率众——与毛泽东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推为中央军事指挥的经历及所采取的突围战术相似——“以走致敌”、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从渭南西进，连下阶州（今甘肃武都），陇州（今陕西陇县），宁羌（今宁强）。旋兵分三路入川并在昭化（今广元西南），剑州（今剑阁），绵州（今绵阳）屡败官军。1637年11月，围攻成都。同年，杨嗣昌会兵10万，增饷280万，提出——与蒋介石在江西采取的“步步为营”的围剿方针相似——“四正六隅”和“十面张网”[7]策略，限制起义军的流动性，以达到各个击破、最后歼灭的目的。农民军为此遭到重大打击：1638年（崇祯十一年）1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围攻成都多日未果，遂折师梓潼（今四川绵阳东北）遭洪承畴伏击，失利后放弃四川北上入甘，在河州、洮州（今甘肃临夏和临潭地区附近）和洪承畴的追兵两次交战连遭失利。后又折而东返，转战川陕。10月，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孙传庭的埋伏，近乎全军覆灭。李自成带着刘宗敏等18人进入陕南商洛山中。

鉴于农民军受到重挫，崇祯调孙传庭、洪承畴等往辽东防务线。此使处于革命低潮中的李自成在商洛山中获得休整喘息。与此同期，东北方向狼烟再起：金军于1634年、1636年（当年后金改称“清”）和1638年三次入塞。

1638年5月，崇祯提出“剿兵难撤，敌虏生心”[8]的题目请诸臣破解，兵部尚书杨嗣昌为此提出“必安内方可攘外”[9]的解决策略：力主通过与清议和而得以全力清剿关内农民义军，此提议得崇祯默许，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及全国上下的激烈反对，致使崇祯举棋不定。而清军方面则坐等李自成和朝廷军队的内耗进一步加剧以图渔利。

由此后推三个世纪的同一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也在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着反“围剿”战争。1930年11月，国民党调集约10万余兵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歼灭国民党军1.5万余人，活捉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红军获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2月，蒋介石再发20万人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对红一方面军实行“围剿”。中央红军“诱敌深入”，连打五个大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6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约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全面清剿的作战方针。红军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仍以诱敌深入方针应对，毙伤俘敌3万余人，获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932年5月，蒋介石采取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最后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的方针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沉着应战，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第四次“围剿”基本打破。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路线把持中央领导机关，提出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口号，与国民党军队实行正面决战，致使红军遭到严重削弱并被迫进行长征。1934年11月湘江之战失败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成为红军作战的指导方针。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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