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3】

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在强渡大渡河后与四方面军会师。此时，中央内部出现张国焘南下入川还是毛泽东北上陕北不同主张的争论和张国焘脱离坚持北上的中央、率军南下川康的分裂事件。毛泽东中央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方面军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翻越六盘山，突破国民党军最后一道封锁线，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红军到达陕北延安一带，建立陕甘根据地——此与李自成蛰伏商洛山隔河相望且直逼中原的经历相似。与此同时，蒋介石调张学良东北军——扮演的正是当年洪承畴、杨嗣昌的角色——到陕西围剿陕北红军。

在东北方面，1933年1～5月，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中国热河、察哈尔两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进逼北平、天津，国民党政府鉴于所谓“亡明覆辙”的教训，也提出与杨嗣昌的主张相同的“攘外必先安内”[10]的方针，设法与日本人议和并签署了限令中国军队撤退的《塘沽协定》。1935年11月，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冀东22个县宣告脱离中国政府管辖，沦为日本殖民地。此事促使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华民族陷入全面危机。蒋介石为打内战不惜投降买国的政策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和全国人民的反对。1937年8、9月，蒋介石约见德国大使陶德曼，谋求与日本外交“调停”。蒋介石——与崇祯面临的压力和选择结果相似——在国人巨大舆论、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的压力及日本侵略者“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重重倒逼下，最终放弃此努力[11]。

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用“星星之火”来描述方兴未艾的农动起义，称当时的破产农民“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称十数万；合之股股，不啻百余万。而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连庐、凤，西尽汉、延，幅员数千里之间，一任往来飘忽，生灵百亿万之命，尽遭屠戮伤残”[12]。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势”形容农民运动对明王朝将产生的冲击，称“九边要害，半在关中”，“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13]。有比较意义的是，1930年初，毛泽东为批判当时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党内的悲观情绪，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预言中国革命“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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