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芹：我所见的中国，词语的篡变【3】

心理占领已然拿下了至关重要的阵地，下一步几乎没有悬念，就是今天的台湾——不要作中国人；再下一步就是如今的香港——耻于作中国人。不要将信将疑，一步步都在枪与靶子的射程之内，唯一出乎意料的是惊人的速度。

有人可能轻松一笑：这只是浮表的中国。词语看去浮表，其实异常重要，它们是一个文明的浮标，让人能看到漂到了哪里，是否早已移了根。这说到底追到的还是“主人意识”的有无。名词、名字的把控是“主人意识”驯化的一部分，由此西方人走到哪里，都要自己重新命名，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地方、风物不管当地土著有过多少世纪的旧名，他们肯定要再命个名，时常以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发音来定。

就在十年前，法国出生婴儿取名家长还是不能随便自定的，1803年4月的法规定，必须在天主教圣贤或古代历史人物的名中挑选。由此拿掉姓，这是个重名国家（人为保护的文化边界）。直到1966年和1993年两次修法，才放开这一我们以为的基本自由（1993年以后，政府官员失去最后定夺新生儿用名的大权）。这新获的自由大逆西人本性（反向呼声又起），我以为是不长久的。

满脑子移根断脉尽是便宜的中国人，苦头将在后面。进步的迷思便在于，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时钟上，它不足一秒，便认定那二十四小时无足轻重，历史将在这瞬间终结。

我归国前去法国吉美博物馆看“中国古代青铜器展”，吉美自我那篇《向西看的那个槛》之后，对华态度略有改变，这些动作是与西方传媒的整体态度配合好的，不要理解为偶然，更不要臆想某篇文章的作用，而极有可能与跨国奢侈品集团（时常也是博物馆的施主）在中国攻城掠地、所向披靡有关（不要惊醒了那只埋头吃草的傻兔子）。

西方传媒——从新闻媒体到电影、出版、博物馆——对外的行动大方向都是默默协调的，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试着分析过2008年以后的对华动向。

这个青铜展是送中国的一份礼，与之前一个茶展还要搬出艾某某暗搞中国不同，这次暗手基本收起，还送了一份我以为不小的礼。看得懂的人就会明白这礼可真是不小，绝对破天荒，只怕从不懂细节控制的中国人视而不见，根本不解送礼人良苦用心。我观中西关系得出文化交流的终点站是误会，不是悲观，而是现实的考量。中国人时常打不觉礼不察，对西方究竟如何根本无所谓，他能吸收进去的实际上是头脑里需要的那个“西方概念”。

那么这前所未有的礼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名字。在这个展览的解说词中，组办者特意以中国拼音的方式改变了他们历来对西藏的叫法。当我看到不是Tibet而是Xizang出现在解说中，惊得倒退了两步，这是我在这个国度经年累月遇到的第一次，且一反常规。什么叫“细节的专制”、“温柔的独裁”？命名权实乃其中绝不放手、有设定人群思维参照物作用的专权之一。

反观我们自己的外宣媒体：Tibet，Tibet，叫得不亦乐乎，生怕对不上人家的叫法。Tibet是西方近代涉足（他们自称“发现”）西藏时的命名。1949年以后，中国定下译名以拼音为准，比如Beijing、 Xingjiang、Shanghai，只保留了一些原殖民地的叫法，如Macao，Hongkong。西方各国也一点点不得已随大溜，如法国人陆续以Beijing取代Pékin，但对澳门、香港和西藏这几个地方的叫法始终不变。为什么？因为命名权是所属权的一部分，在民间潜意识里，名字与主人是连在一起的，易名就是换了主人。

所以“世界统治集团”这帮篡变的行家里手，深知欲窃其魂，必先去其名。西媒已成功地用偷换概念的方法为大陆之外的中国人易名，在涉及香港、台湾居民时统一而默契地避开中国人三字，久而久之“香港人”、“台湾人”从概念之内的概念变成“全概念”，从区域名实际变作国籍名。民众思想被暗暗移变，名词、名字功不可没。

我举个例子，西人做这种事步调一致和自觉主动足以让中国人冒冷汗。某年台湾导演侯孝贤在戛纳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问题时他说到自己是中国人，他的法国翻译却故意译成“台湾人”。多年过去，身在现场的我，对问答的来龙去脉已记不清了，唯有那个法国翻译的反应历历如在目前。

易名之令人不察全在于词语的悄然潜入，不需要看得懂、听得懂，只要遍布眼耳，它自会作用人的潜意识，然后由被作用之人自己动手。

我大致浏览了一下南方某省大大小小的电视、电台，英文歌作背景音乐普遍而常态，尤其一些购物电视台，背景音响从头到尾英文歌，而面向的明明是些极少例外会精通外文的人。没有几人能听懂这些旋律简单、常常只剩节奏的“原始歌曲”（西洋音乐黑人化的可悲结果）在唱什么，除了让受众习惯这样的音响背景，让不正常的变正常，最后变成不可或缺的精神依赖，我看不出如此行事还能达到什么别的目的。

我去某大众商场，所谓“大众”就是里面多为实际买客，“未上档次”意味着一楼最佳销售位置上中国品牌和中文还有一席之地。转悠期间商场的喇叭里一刻不停地播放英文歌曲，我好生奇怪，因为在场的买卖之人听得懂、爱听的恐怕只手可数。那么为什么播放呢？问了好几个售货员，没人听得懂，也没人知所以然，甚至不明白我的问题，好像这背景音响从来就应该在那里，要什么理由呢。

谁在播？又谁在听？一切都并不需要“美”来决定，也无须知道为什么，一如满大街褪掉本色的黄毛。“无主”时代的特点是人人模仿，却并不知追到的是什么。

就在这两天，有一法国汉学家来华，下飞机不足48小时，已被大街小巷的圣诞标志和硬做起来的节日气氛所震惊（我进的很多店都搞庆圣诞打折）。他每隔年把都会来一次，这个国家蜕变（脱掉自己的皮套上别人的皮）的速度每一次都突破了他的预计。他得出结论：软实力与西方还是差了一大截。此乃客气话，赤裸裸的话是文化上已被征服。

“无主”时代何来丁点的软实力？软实力可不是来自GDP，更不会有了硬实力便自动到来，它与自我意识暗暗相连，没有自我意识和由之产生的主人意识，万千黄金也提升不了软实力。如果说北京作为一个大都市，要国际性，搞点圣诞气氛凑凑趣倒也罢了，我所在的这个南方城市，外国人数得过来，也是张灯结彩，说追风凑趣都解释不清何来如此谄媚。说“谄媚”其实不准确，谄媚来自小人，出现在眼前的这些无法解释的怪诞却出自自我意识的空白，而自我意识是可以被一点点越褪越白的。

词语的侵占和命名权的脱手后脚追着前脚，神不知鬼不觉为已经苍白的自我意识褪去最后一点颜色。冷兵器时代需要万千铁蹄、千万头颅都未必能征服的东西，如今拱手奉上还嫌不够快。话语战场的打劫，词语冲在最前面，如果被攻的上层建筑没有“主人意识”，那词语的尖兵有如铁马金勾驰骋在没有任何防御工事的草场，攻下一个个符号堡垒，文明符号的失手将是多米诺式的，每一个符号的倒下，都是一片人心。由此西方从不大张旗鼓推动民间外语教育，而由“教士们”严密掌管精神食粮的进出。

我们在嘲笑美国人民连上海在哪里的常识都不知道的时候，要明白这绝不是“精英”的疏忽。词语的留守直接折射的是一国上层建筑的“主人意识”，一个丢弃命名权的文明，是其上层建筑早就有表无心，随处贴附，失去了使命。

有乐观者可能会说，这仅仅是表面一层，中国人骨子里不变。

我新近看牙，遇一对母子。母亲心急火燎，因儿子放假马上结束而牙还没治好，只能与医生商定先上药再由新加坡寄宿学校的校医善后。男孩才小学三年级，躺在治疗椅上说校医不会管，哀求母亲不要再把自己送去。那独子的爱母这时却显出异乎寻常的坚定：你必须去读，不去前面两年就白费了。我问白费了什么？女人不打弯：外语。

我说为此让孩子这么小便独自在外，与父母天各一方，岂不残忍？女人的脑子仿佛被什么力量钉死在那里：那是必须的，他已经英语十二级了，他是不会回来的，他要一直读到大学，否则前功尽弃。那字字句句都在说不在于他愿意不愿意，而在我有没有钱供。我和医生想到这残酷、疯狂、独断、连人的正常情感和逻辑都被偷换掉的育子计划，面面相觑。

昔日只有贫贱到没有一丝尊严的父母，才会以残忍割爱的方式与幼子分手，以期用这唯一的办法稍稍扭转一下骨肉的命运。但这孩子的不幸，却是由父母的金钱堆建（体制内吃香喝辣，小孩送到国外照样分享国内的公费医疗），不是贫贱而是富有版的“忍痛割爱”在这片摆脱了贫困却跪下去的土地上频繁上演，只有一个目的：换掉母语，为换掉国籍、最终换掉文明打基础。

我们看到，父母思维的一个岔口，便决定了孩子人生的方向，这般教育的孩子再生出下一代，与母文明的割断便“大功告成”。表层就是这么一点点（一代代）渗透下去，一层一层取代核心，尤其当表面这层力量是如此之大，有内外力量的合谋，有向纵深推进的步骤和计划，有从没有改变的方向。

我旅法时在电视上看过一个有关中国的报道，镜头对准又变回“十里洋场”的上海（至少报道在重塑他们理想的上海）。记者采访一群上海白领小资，他们不是基督徒，但圣诞夜纷纷赶往教堂，好似这样贴一贴也赚足面子。

镜头下，一张张脸在宣道声中故作矜持、模仿出信徒状，无比荣光地将此作礼物殷勤地奉献给西方记者，一举一动都意在表现法租界丝毫没有拆除的必要。镜头一转，一个全身“奢侈品”、头发金黄、外企秘书类的上海女人得意地告诉采访者：我老板说我长得一点不像中国人。

下一个镜头是一处为结婚仪式特建的假教堂（十万元婚礼的布景之一），结婚者不是信徒，但要举行教堂婚礼。于是一个外国年轻人扮成假神父，在“婚礼进行曲”中为一对中国年轻人主持了西洋“宗教婚礼”。从上帝到神父，从祈祷词到誓言，全成了电影道具，在这部世所罕见、自导自演的膜拜电影中。注视着这一切的西方人，从那个到上海谋生的年轻白人到西媒记者，一定觉得要那个有实体边界的租界干什么，精神的租界广大无边，拆都拆不掉。

当上海人觉得霞飞路（以法国远征将领的名字命名）比淮海路风光的时候，时代迷雾之下是跪下来的心。心如果跪到底了，一切都无可挽回，只能由它去化为灰烬，再期待着涅槃。

(责编：邹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