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土地改革需还权于农民

海外网12月30日电 FT中文网12月30日刊登题为《土地改革需还权于农民》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中共十八大通过的改革“决定”，让农民权益再次成为热点。“决定”中的“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条文，激发了很多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出发的讨论。那么，从法律角度看，中国农民究竟享有哪些权益？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中，提高农民收益的法理依据是什么？

中国农民依法享有的“用益物权”得不到充分尊重

应当说，“决定”的上述表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实践中，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时，农民的个人利益总是被忽视。比如，安徽省的统计表明，近几年来农民从被征用土地获得的补偿费用，仅为政府通过“招拍挂”卖出土地收入总额的5%左右。在现实“土地财政”下，政府拿大头，开发商小头，农民几乎是零头。正因为如此，农村与农民问题日益严峻。目前我国维稳案件中，农村群体性纠纷占了大头，而这些纠纷中土地纠纷又是多数，最首要的更是征地所引发的争议。据统计，中国全社会维稳费用中，60%用在了土地纠纷引发的群体案件上。

矛盾如此尖锐的一个核心原因，是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真正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国《物权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用益物权”。在法律上，“用益物权”是物权的一种，是指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的权利。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意味着农民对集体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权利，而且此权利并不因土地所有权人即集体的变更而丧失。这意味着，实施承包的集体土地实际上有两个主体共同拥有控制权，一是集体（农村经济组织），拥有所有权；一是承包经营者，拥有用益物权，且这一权利具有相对独立性。当政府对上述土地实施征收时，须同时征收所有权和用益物权，这样才能收获完整的所有权包括处置权。因此，政府不仅应向集体（农村经济组织）支付土地所有权的对价，还应向承包经营者支付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用益物权的对价。而现实中，土地征收过程常常忽略农民拥有的后一种权利。可见，建立向土地使用权倾斜的利益分配机制、提高农民个人收益，拥有充分的法律基础。

新华社记者在2013年12月20日发布了一条消息：“农地入市破冰，农民分享地钱”。深圳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占地面积1.45万平方米的原农村集体用地，以底价1.16亿元成交，凤凰社区与市政府按30%对70%的比例分享这笔出让款，并将无偿获得占该项目总建筑面积20%的配套物业。报道并没说明农民最终获得了多少分配数字，但出让款的三成另加20%配套物业，无疑让农民个人分享不菲。

中国农民还应享有“身份权”、“发展权”和“集体成员权”

如果说从“用益物权”的角度，我们可以解释要不要提高农民收益的“定性”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讨论的农民的“身份权”与未来 “发展权”，就是关乎保障多少、提高多少的“定量”问题。

在这一命题下，我不禁想起中国的两个村庄。一个是青年学者熊培云在其著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提到的小堡村。作者在书中说，“故乡在沦陷”，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树贩子里应外合，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小堡村最后一课古树连根刨起，扔下2000元人民币携树一走了之。作者感叹，失去古树的故乡仿佛也失去了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作家梁鸿谈及其《出梁庄记》一书时也同样表达道：“农村都有庭院，有一口井，有一棵树，这是我们自身的文化样态，和土地相关联”。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