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判断【3】

　　综上所述，2010年第一季度后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并非如崩溃论者们所言，是自身体制所造成的，其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国际经济周期。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适当使用反周期措施来稳定经济的增长。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反周期措施方面的选择空间要大得多。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改良等方面的改善空间还很大，这方面的投资将带来相当高的社会经济回报。

　　另外，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也比其他国家要好。2012年时，中国中央政府的国债余额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9%；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地方政府的负债是10万亿，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9.2%，两者之和也不过34.1%。当然，在座可能有人认为，10万亿的估值比较低。我看到的最高估值为17万亿，相当于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2.7%，政府总债务也不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6%。日本政府的负债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40%以上，大部分发达国家积累的政府负债普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0%。政府负债少于国内生产总值50%的国家，可以说财政状况处于相当健康的水平。更何况，一般国家的政府负债是用于支持消费的，这部分债务是真的债务；而中国的政府负债大部分是用于投资的，是有资产作抵押的。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中国利用财政做反周期性刺激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

　　中国不仅政府财政状况好，民间的储蓄率也相当高，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政策启动民间投资，再加上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有利的条件是许多国家搞反周期刺激措施所不具备的。我相信，只要经济增速降至预期范围之外，政府只需启动一点投资计划，便可带动经济增速回升。事实正是如此，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降至7.5%，政府增加了一些铁路和安居工程的投资，到第三季度时，经济增速便回升至7.7%。

　　基于前面的分析，我相信未来数年、十年、甚至十五年，中国可以维持每年7.5%至8%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相当有可能实现的。当然，中国作为一个以双轨制方式进行转型的国家，必然有一些体制、机制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过多；民企得不到国企同等待遇；非公有制产权得不到公有制产权同样的地位，等等。过去的这些干预措施和国企的特殊待遇，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技术先进、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国有企业是违反当时中国比较优势的。当时中国人均收入连非洲平均水平的1/3都不到，资本相当短缺，国企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是没有生存能力的，政府必须给予补贴才能避免国企破产，保持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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