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乘船出海”愿望塑造世界文明【3】

　　因此，在全书三分之二的部分很少看到欧洲人的海上活动并非偶然。这些西方人在欧亚大陆的另一边面对着难以穿越的海洋。与欧亚大陆中部和东部的先进和富裕程度以及君主国家的广阔疆域相比，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非常贫弱。尽管英勇无畏的古代挪威人对北大西洋进行了探索，但几乎是无功而返。所以，欧洲人在15世纪和16世纪进入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确出人意料。今天，历史学家会比以往更加谨慎地作出欧洲人在15世纪90年代取得伟大“突破”的结论。这个时期非但不是预示着欧洲人征服世界，反而与新兴帝国的政权巩固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的沙法维王朝、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和（17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清朝。然而，最晚到18世纪早期，控制了大西洋和印度洋远洋贸易的欧洲人已经涉足中国和日本，甚至在菲律宾和墨西哥之间维持了一条“马尼拉帆船”航线。

　　对于世界海运力量平衡的这一惊人改变，佩因并未以一种原因加以解释，而这无疑是正确的。文章认为，这种改变的根源是14世纪早期以来两套不同航海技术的结合。一种是在地中海的航行，其特点是海面平静、几乎被陆地包围、东西向航行。另一种是在北大西洋的航行，其特点是风大浪急、大陆架高低不平，南北向航行对指南针的使用提出挑战。

　　到哥伦布时代，欧洲航海者发明了一套航海技术和不同的船只和船帆类型，使其多功能的航海技术远远超过其他地区。随着军事化商业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等）的崛起、远距离殖民地的建立和新增的奴隶劳动力，这些欧洲航海者扩大了领先的距离。这也为欧洲对全球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而工业化的飞越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统治。

　　文章指出，《海洋与文明》一书文笔优美、视角广阔、精准把握了每一个时代对航海技术的要求，应该拥有众多读者。对于内陆的历史学家，该书将有力促使他们亲身接触和了解海洋；对读者而言，该书将提醒他们，“乘船出海”的强烈渴望“塑造了每一个时期世界每一个部分的文明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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