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锋：官员抑郁自杀悲剧为何遭猜疑【2】

　　对官员抑郁和非正常死亡，最好的办法是公开。除非个人隐私，应由权威部门调查并详细公布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政府必须以坦诚来换得信任。媒体除了猎奇，也应普及抑郁的常识。抑郁症在中国已非常流行，统计显示，重症抑郁有近15%的自杀率。而且，抑郁面前人人平等，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会抑郁，盛名满天下的崔永元也会抑郁，官员抑郁又有什么好奇怪呢？公众也应认识到，在急剧发展变化的社会，随着法治完善和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日趋细密，在政绩考核、问责制度、维持稳定等重压下，一顶官帽带来的早已不再只是轻松惬意和春风得意。说官员压力大，所言非虚。

　　这里面当然有制度的原因，比如官场的封闭性，评价机制较为单一等。官员的荣誉、待遇都跟级别有关，然而晋升如登山，越高人越少。工作要求越来越高，监督力度越来越大，加班应酬又可能导致家庭关系越来越差。而且官场难进也难出，“一入侯门深似海”，机关坐了若干年，有的锻炼成了弄潮儿，也有不少熬成了废人。

　　也有风气的原因。有些官员成天“端着”，要“像个领导样子”，不能太四平八稳，也不能太锋芒毕露，嬉笑怒骂都会被解读，连表情都不敢太丰富，时间久了不憋出病来才怪。而且官方和民间对精神健康都缺乏足够重视，对抑郁症患者也缺乏足够宽容，过度竞争下，官员不仅不敢生病，更“不敢”有精神或心理疾病。媒体报道有许多官员偷偷看心理医生，甚至求神拜佛。山西运城市某官员2006年患了抑郁症，但自杀前始终没人发现。

　　真正解决民众对官员抑郁自杀的猜疑，要等到整个社会伦理的重建。但对于防止官员抑郁和自杀而言，无论是关心他们的精神健康，还是以明确而非含混的监督规则让他们的权力“进笼子”、“晒太阳”，作用都大于单纯的质疑和猎奇。▲(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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