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再祭：重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3】

李自成（绘相）

然而，就在李自成等农民军在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孙传庭的埋伏后转入陕南商洛山中陷于绝境时，皇太极率清兵于1638年9月分两路迅速突破明军长城防线，大举入关南下。1639年(崇祯十二年)正月攻陷济南，3月，由青山口出长城北归。此次清军深入2 000余里，半年时间攻占70余城。崇祯不得不再次抽调大军支援。张献忠乘关内防务空虚再次反叛并与李自成会合重新向朝廷发起攻击；清人则在关外屯积重兵，准备坐收渔利，黑白通吃。

1643年(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同年9月，在河南汝州歼灭明陕西总督、七省督师孙传庭的主力，10月，破潼关、孙传庭阵亡，旋乘胜进占西安。1644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定都长安，年号永昌；同年3月18日，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4月，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击败李自成。6月，李自成渡黄河败归西安。1645年(顺治二年)正月清军破潼关，李自成经襄阳入湖北；3月底，进入武昌，后被清军击败弃城而逃；4月底，在距江西九江40里处被清军攻入老营，刘宗敏被俘杀害、宋献策投降、牛金星不告而别，李自成逃至湖北通山县，9月亡命于九宫山。就这样，崇祯和李自成在拉锯式的反复火并中最终双双倒在清人脚下。

今天看来，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汉民族内部阶级矛盾的下降的时期，崇祯提出的安抚为主、“培养元气”，以求阶级合作共同对外的政策，尽管不得已 ，但还是非常英明的。遗憾的是，这一由崇桢主动发出的与农民军建立抗清“统一战线”的正确愿望却遭到具有浓厚“流寇主义”作风的各路农民军透支性和破坏性的利用，以致双方最终走向鱼死网破的结局。

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从不同的立场看到了李自成流寇主义作风产生政治危害。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说：“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 毛泽东注意到李自成无原则的“流寇主义”对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1929年，他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批评一部分同志存在的“招兵买马”和“招降纳叛”的流寇作风，强调说：“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环境所不许可。”

三、经验与教训

作为失败者崇祯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作为胜利者李自成的命运也是悲剧性的，二者零和式的内耗则成就了满人入主中原的勃勃雄心。有趣的是，三方的悲喜结局竟在明末甲申年中不期而遇。郭沫若看中了这一年份的特点，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 。温故可以知新，时隔60多年后，我们重温明末甲申年及其前后事件，会在如下三方面有新的体会和新的总结。

(一)民族统一战线。面对风雨中飘摇的明政权，崇祯自我解脱地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明末“亡国之象”中自然有天的因素，但更有人的责任；在后者中，今天再看，明末农民军不能认清矛盾的时代变化，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候没有与崇祯捐弃前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是导致李自成与崇祯在甲申年双双倒在清人脚下的关键原因。

有比较意义的是，尽管崇祯和三百年后的蒋介石都主张的“安内方可攘外”，但在崇祯的“内心深处仍是攘外重于安内” ，而蒋介石则正好相反。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汉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下降的时期，与蒋介石比较，崇祯更能从政治的高度，以极宽广的胸怀看待抗清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只是不逢天时，崇祯面对的是李自成这样具有浓重“流寇主义”情结的农民武装，这使他的抗清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可能有任何推进。比较三百年后同期的毛泽东，在国土沦丧、中华民族陷入危机之际，他却能迅速抓住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造成的历史机遇，逼使蒋介石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动力。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与此相反，三个世纪前的李自成则因其反复透支性诈用崇祯的阶级和解政策，致使双方愈挫愈奋，内耗日深并最终在“两者不肯相舍”的厮杀中于明末甲申年(1644年)为清人“得而并禽之” 。

这段相隔三百年的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反正两方面的教训和经验对未来中国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今天中国已经崛起于世界的东方，这引起西方反华国家的围攻，甚至剿杀。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说：“如果10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地球资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 历史，尤其是明末甲申年及其后来的中国历史表明，如果没有内乱及由此产生的中国内部分裂，外来力量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是无可奈何的。大概也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毛泽东建国不久就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坚持国家统一高于一切，大概也是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地缘政治。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拒绝李自成的成功经验。比较李自成流动作战和毛泽东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会发现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注意对中国地缘政治规律的研究：在低潮时均没有选择入川实行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动折师北上进入贴近中原的陕南商洛山和陕北高原蛰伏并由此再度崛起，随后便长驱直入北京。

三百年间与此相反的人物是张献忠和张国焘。张献忠与李自成分离后转战中原，于1640年和1644年两度步诸葛亮后尘由江淮西向入川并立都成都作偏安选择，张献忠本人连同他的政权于1646年被清军剿灭 。由此后推三个世纪，毛泽东与张国焘于1935年6月也发生过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当时毛泽东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 ；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事后张国焘归队及中国革命从陕北成功的经验已使毛张这场争论的是非有了明确的结论；同样的理由，当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决策要远比张献忠入川作诸葛亮式的盘踞高明。今天再读并比较这两段历史，可以进一步补充的结论则是，如果当年张国焘真与中央分裂并入川实行割据，其结局决不会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张献忠更好。

(三)“关外问题”。在李自成的“种种的错误” 中，造成“后来失败的大漏洞” 因而最具颠覆性的错误恐怕就是从战略上忽视“关外问题”对于新政权生死存亡的迫切关联性。郭沫若批评说，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因小事丢失山海关，是“实在是太不通政略” 。

可能问题还不仅于此。张学良在晚年谈到明史时说：“明清是一体的，要知清史必先知明史。” 事实上，清朝以后的中国历史变迁并没有摆脱明朝同样经历过的“患乱同出于关外，内变共成于陕甘”的规律。毛泽东注意到了这条政治变动规律，1949年初，在听完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这句话后，毛泽东补充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毛泽东明白：腐败在初取天下的农民政权那里普遍存在，但并非都因此象李自成政权这样甫立即亡；正是关外失控——而非仅仅是所谓新政权自身的“腐败”——才是导致李自成败退主要原因。

与李自成初取天下时面临的形势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1950年6月东北亚便燃起了战火——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遥望东北亚正在升起的战云，毛泽东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因痛失关外而甫立即亡教训。

尽管历史进入20世纪，但“关外问题”——这时已转变为东北亚问题——仍对中国政治稳定具有生死的意义。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 为墟。” 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齿唇依存的关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事实上，郭沫若提出的“关外问题”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之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头多出自关外，在这一地区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北京政治中枢，如果中枢对此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权退至中国长江一线，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识到但无力消除酝酿于东北关外的乱源，至明时东北亚已成为中国政治风暴持续发作的风口。

毛泽东说：“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如果熟悉自隋之后的中国历史，就会明白毛泽东回答周恩来“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历史经验。鉴于这样的尤其是李自成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毛泽东即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此举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美国出兵东北亚，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出兵协助金日成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之外。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及正确的决策使新中国避免了李自成政权悲剧，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中国可以永远远离这一悲剧。习近平同志说：“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这些“挑战和问题”——比如曾被隋炀帝、唐太宗均意识到却无力解决，明末乃至民国甲申年均遭遇到，最终由毛泽东圆满解决的东北亚问题——将会不断出现并需要我们回应，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学习毛泽东同志，从毛泽东战略思想中汲取营养并向人民交出正确的答卷。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