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我在文革之初“年少不识愁滋味”【2】

1966年的八月，真是令人难忘的一个月。

2013年五月，我到哈佛大学有个演讲，现场翻译的小姑娘说，希望有时间和我单独谈谈。我见了她，她是研究文革的，她说了一个观点，就是文革中为什么这样的暴力盛行，是因为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量的文学作品和教科书都在描绘和歌颂战争时期的暴力。

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是不无道理。

文革之火在燃烧了，风又起来了，火借风势迅速蔓延开来，十三四岁的孩子也没有幸免，如果真的有一台录像机在的话，那一段时间记录的故事，就像一部精彩的电视剧。

不过，把历史这台录像机的带子倒回去，需要不少的时间。

1965年底或者1966年初，老师领了一个同学到教室，告诉我们，班里新来了一个同学，叫李美勤，来自哈尔滨。

李美勤个子不高，圆脸短发，显得比较成熟。后来知道，她比班上同学都要大一些。

这是我们班里的第二个插班生。

第一个是程琳，她是程思远的女儿，这一年，李宗仁从美国返回大陆是个轰动消息，而李代总统的秘书程思远的女儿程琳到我们学校读书，是那块石头扔进池塘那涟漪的小小一圈。

李美勤也是另外一个涟漪的小小一圈。

1965年10月，刘少奇和王光美陪同西哈努克和夫人访问了哈尔滨，特别安排了参观儿童火车站。细心的刘少奇还特意把“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站牌改成“北京开往金边”。李美勤就是这个儿童火车站的站长，她也刚刚上初一。

据说，刘少奇和王光美都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儿，说了不少赞扬的话。怎么把国家主席的喜欢落实到行动上呢？不知走了什么样的程序，李美勤就到了北京，进了我们学校。

我们这所学校，全称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当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校，主要是培养外交官。学制是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三年级一条龙，归外交部管，提前招生，北京每个小学发一两张报名表，由小学推荐优秀的学生考试，从中选出160个人，分为英俄西法四个语种四个班，每个班30个男生10个女生。全部寄宿，而且有外教，有当时最先进的电教室。

插班到这里，还是要有点路子的。

李美勤来了就当了干部。也可以理解，有刘主席的关系，她本人也很优秀，也比较成熟。不过，我真的忘记她是什么官衔，这次见面问了她本人才知道，是文娱委员。不过，我不记得她有什么文艺细胞了，只是记得她的组织能力很强。如果外附是个火车站，我们初一英是一列火车，她不是列车长，倒是依然像个火车站站长。因为，基本上全校的人都知道我们班里来了一个名人。

我和李美勤的交往极少。只是偶尔会听到一些传闻，说她星期天会到国际俱乐部，有时还会见到王光美。传闻而已，到现在也不知道真假。当然，她孤身一人在北京，星期天总还是要找些去处。

1966年是一个风波骤起的年头。

文化大革命的飓风是五月份开始席卷平静的校园的，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被这阵风吹得东飘西晃的，没学可上。

六月的一天，记得正好是交伙食费的时候，突然听说，李美勤家里有了病人，急需一种中药，叫“金匮肾气丸”。基本上全班同学都调动起来了，很多人捐出了伙食费。当时，一个月的伙食费是九块钱。很多人骑着车，到处去找药。

那个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单纯，谁都把别人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

我不知道李美勤是不是流了眼泪。但是，她一定是铭记一生的。她是带着药，还带着同学们的情义坐上回家的火车的。

这阵骤起的风在不断地变化着方向。

李美勤回哈尔滨之后，情况突然天翻地覆。红卫兵成立了，818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海洋般涌动的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的对联也开始流传开来。这时，同学们突然发现，李美勤原来出身不好，原来，大家帮助了一个“狗崽子”，况且，是和刘少奇有着说不清关系的“狗崽子”。

所谓出身不好，是说她的父亲是小业主，具体说，是个裁缝，个体户。

这下，故事走向了反面。像是一个浑身光环的人突然间断电了。

八月份，李美勤从哈尔滨回来，迎接她的，不再是热情的言语和亲切的目光，而是冷言冷语，白眼相加，甚至是辱骂和威胁。

从如沐春风到跌入冰窖，只有短短几十天，个中滋味，恐怕她也要铭记一生。

后来，同学们大都和李美勤不再来往，我记得，只是在1968年底，她和西语班的一个女生娄平在晚上找我，问关于毕业分配的事情，那时，我是学校革委会的委员，她以为我会有些信息。那天说了什么早就不记得了，那个夜晚，那双眼睛的那种迷茫，却是我难以忘记的。

不久后，我离开学校去了部队，李美勤的消息都是断断续续听说的，知道她去了迁安铁矿，在那里当了播音员，后来有机会上大学到了北大法律系，又留校当了老师，嫁给了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北京外语学院的红旗战斗大队的头头，再就是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说来有趣，一个文革中的失意者，最后和文革中的播火者走到了一起，这也是殊途同归吧！

相信李美勤在她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不少很深的脚印，起码，按照时间判断，她在北大法律系执教时，很多重要人物是在这里读书的，包括今天的总理。

在命运中沉沉浮浮，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遭遇。

其实不只是李美勤，很多同学在运动中受了伤。记得初二西语班有个同学叶念伦，他父亲是叶君健，不知怎么，就说他想成立一个叫“中西拉邦”的组织，明显是要里通外国啊，于是，他也被斗得灵魂出窍。

想起了叶念伦，就在百度上查一下这位老校友，看到人物词条是这样说的：

“叶念伦，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之子。1973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液压传动专业，1978年又考入北京科技大学攻读研究生。1980年，在改革开放之初，叶念伦作为国家第一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奔赴英国约克大学，获语言学硕士学位。在中国军工厂工作六年，后以自然归化加入英国国籍。1990年，因工作需要，回到国内发展，叶念伦在英国和中国都有自己的公司。

叶先生从事中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近三十年，为此在英国创办可从事出版业务的艾伯尔有限公司，在中国投资创办英国独资北京君健语言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其间曾任德国、英国、荷兰等公司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独资公司总经理、大中华地区总代表等职位多年，首次引进中国英式管家培训。业余除翻译过大量科技资料外，叶先生还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内容侧重中西方文化碰撞，被称为海外华文新文学代表人物之一。

叶念伦先生是英国华文作家协会创始人之一并任秘书长，曾被选为英国作家笔会通讯会员。代表作有《天球篇》。”

不知道叶先生还是否记得这段历史。侥幸的是，他没有被折断了翅膀，依旧飞了起来。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运气。

还是回到李美勤。

这次再见李美勤，是我约她在杉园见面，她和夫君同来。她个子还是不高，脸还是圆圆的，不同的是胖了，显得有些臃肿。岁月这把刀，没有饶过她。

只有眼没变，嘴没有变。眼睛还是清澈的，话语还是简洁明快的。

我们是在阳光房里聊天，秋光里，树叶泛黄，不时的落下来，又被风吹动着拥挤到一个角落。这是肥料，会滋养其他的植物，下一个春天，这些落叶的生命会在那些嫩芽中复活。

我们也到了秋天，或许，也是秋天的那一片树叶。

说起秋天，不能忘记1966年的秋天。

那时候，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早已经成立了，大都是干部子弟，他们穿着旧军装，戴着红袖章，扎着武装带，背着军用挎包，骑着自行车，威风凛凛。记得最响亮的话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这是毛泽东年轻时候的话，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每个人都豪情万丈。

我没有进入红卫兵的队伍，一是我出身是工人，那时，比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要低一个档次，又没有革命这顶帽子，差别很大，谁也没听说过革命工人不是？再就是我那时还是个十分腼腆内向的人，不怎么说话。记得我们班上有个同学是程思远的女儿，同学几年，我只和她说过一句话，那次，她打扫卫生打坏了我的一个砚台，她说：我赔你吧？我说：不用了。如此而已。

后来，一批没有被红卫兵接纳的出身又马马虎虎过得去的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是“思想兵”，我参加了这个组织，但是也是跟着混的。这个思想兵，似乎级别上比红卫兵低一点，但是又高过后来的一个组织叫“红旗”，这似乎是红卫兵的外围组织。

不过，这些组织最红火的时候，还是在八月份，八月以后，大串联开始了，我们就奔赴祖国各地了。

第一次串联是在八月底，大规模串联还没有开始。所谓大规模串联，是说火车开了专列，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行动起来了。

我和一些初二的学生一起，第一站到了西安，在西安干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时的大标语满街，写的是打到刘澜涛和霍士亷，这两位，是当时西北局和陕西省的两位负责人。

从西安一下子杀到了乌鲁木齐。坐火车去的，那时的火车慢啊，似乎坐了两天两夜。因为大串联还没有正式开始，我们坐的是旅客列车的硬座车厢，和旅客们坐在一起。那时候兴学雷锋，我还提着个大水壶，不断地为旅客们倒水。尽管不断走动，但是，因为坐的时间太长，下车时，发现脚肿了。

在乌鲁木齐两件事情印象深刻：一是吃羊肉。那时的新疆很富庶，我们住在八一农学院，牛奶随便喝，羊肉随便吃。结果吃坏了肚子，一晚上总跑厕所。后遗症是我现在不吃羊肉。二是我们被新疆人围在八一广场，因为我们要炮轰王恩茂。

当时，“炮轰某某某”是常见的口号，不管你有没有问题，先炮轰一下再说。当时的解释是，炮，是毛泽东思想，轰，是衡量，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一下，你是不是好人。其实，谁也经不起这样的炮轰。

王恩茂是新疆的最高领导，当年在著名的359旅，他是和王震曾经是多年的战友，王震调离新疆后，王恩茂管理新疆很多年。没想到他在新疆威望很高，当我们喊出炮轰王恩茂的口号后，很多乌鲁木齐的市民不干了，他们围着我们和我们辩论，说，我们看你们不是北京来的红卫兵，你们是台湾来的特务。他们还有一个说法，王恩茂是新疆八百万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这群北京来的孩子，哪里知道王恩茂到底怎样，反正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没出声保的人，我们都敢碰。没想到在这里碰了一鼻子灰。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