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鹏：中国的超级富豪只靠“拼爹”吗？【5】

政治资本的作用

体制内与体制外的

差别在哪里？

笔者考察了企业家在创业前的最后一份职业的情况。党政军群组织26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42人，事业单位24人。这三类人的工作单位可以被认为是“体制内”，合计占到了总人数的43.6%。从这些单位辞职去创业，也就是所谓的“下海”。集体企业或机构32人，外资企业或境外机构9人，私营企业主自身的企业（一般家族企业为多）4人，其他私营企业或机构12人，个体工商户50人，学校（在校生或毕业生）6人。虽然集体企业带有一定的“体制内”色彩，但在1980年代之后实际上已经很多被“承包”出去，或者需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同后面的五个范畴一样被视为“体制外”工作，它们合计占到了总体的56.4%。

如果按照“先驱”和“后来者”区分的话，则在“先驱中”，“下海”的人数有57，占“先驱”总人数的39.6%；而“后来者”中“下海”的有35人，占57.4%。“下海”者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这里面的差别，主要来自于1992年之后，从国有企业“下海”的比例有了较大提高，将近翻了一番（从16.7%到29.5%）。此外，笔者发现，1992年之后，从外资企业或境外机构离职自主创业的比例，“后来者”（11.5%）明显高于“先驱”(1.4%)。而“先驱”中从集体企业（19.4%）或个体工商户（31.3%）创业的比例，则明显高于他们在“后来者”中的同类（分别为6.6%和8.2%）。“先驱”与“后来者”之间的差别，是整个中国私营经济创业环境变化的反映。

笔者统计的仅仅是创业前的最后一份职业，因此对“下海”人数的估计可能比实际要少。一些人先是从政府部门辞职，但在自己创业做“雇主”之前，曾经有过给其他私营企业做“雇员”的经历，甚至一直做到了企业的中层甚至高层，然后再自己创业。比如丁磊。他在1993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之后，先是于1993-1995年在浙江省宁波市电信局工作。1995年辞职，到1996年一直就职于Sybase广州公司，1996年至1997年就职于广州飞捷公司，一直到1997年6月才创办自己的企业——网易公司。李宁同样也是如此。

下海前富豪的官有多大？

笔者统计了“体制内”出身的创业者的行政级别。只有党政军群组织、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工作人员可能会有行政级别，但这些单位中的“非行政人员”则没有。村干部也没有行政级别，但被操作化为“普通干部”从而与普通教师、医生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区别开来。

没有一人是厅局级以上的官员。只有两人是（副）厅级。其中一人来自党政部门，即叶澄海。但他的“下海”属于被迫。叶澄海是原深圳市委常委、深圳市副市长。他一开始仕途平顺，39岁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罗湖区委书记、深圳市副市长。1984年9月，正当仕途春风得意之时，因故被调到湖南省郴州地区任经委副主任，担任一个副处级的闲职。1985年，42岁的叶澄海毅然辞职下海，弃政从商。1986年，他在深圳先后创办丝绸服装厂、生产验钞机的电子厂开始了自己的致富之路。

另一位副厅级干部来自国有企业，即黄宏生。黄宏生1976年成为恢复高考后首批进入华南理工大学的大学生，专业是无线电工程。毕业后，黄宏生进入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工作。3年后，28岁的黄宏生被破格提拔为常务副总经理，副厅级待遇。人生和事业都进入春风得意的阶段，但1987年春，在同事惊讶与叹息声中，黄宏生辞掉了令人羡慕的职位，只身“下海”，追寻他的商业梦。

“富豪”们的中国梦

在美国，许多百万富翁喜欢向公众诉说他们白手起家的故事，中国的一些企业家或商业传记作家也喜欢向公众展示他们奋斗过程中的艰辛。另一方面，许多社会公众认为中国富豪的发家背后必定有达官显贵的影子。笔者的数据发现，至少对这些第一代“笔者所知的最富有的私营企业主”来说，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小企业起家，抓住了历史的机遇，从比较贫困的家庭的孩子，成长为中国最有钱的阶层中的一员。

当然，这些人“卑微”的社会起源，不能够被夸大。至少有10%的“第一代富豪”实际上来自于现有体制中的上层家庭，或者因为“革命”而“被中断”的前富裕家庭。此外，来自“非核心家庭成员”的支持，尤其是婚姻、母系、海外关系的支持，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些人在很早的时候，就通过各种渠道移民境外，并极大地受益于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倒爷潮”和对“外商”投资的特殊照顾政策。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的富豪在创业之初的“启动资本”虽然绝对数额在今天看来非常少，但在当时，仍然是一笔不小的资本。而这些启动资本，也与他们的家庭网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化资本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有超过一半的第一代企业家接受过大专以上的全日制教育。尽管理工科“专业对口”的比例在创业第一份工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但教育所带来的效益，也许并不尽然体现为经理人的技能这样的直接“人力资本”收益。对许多人来说，高等教育的作用是“间接”的：通过当时尚属公平的高考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他们得以在毕业之后进入“体制内”的入场券。

公立机构的任职经历，究竟如何给这些亿万富豪们的创业带来好处？数据显示大约有四成富豪在创业前有过在公立机构工作的经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下海”，主要还是因为当时低微的体制内工资或者压抑的工作环境无法满足他们的抱负。最后一份体制内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份工作既可以提供市场信息和工作经验，也可以提供人脉。但除了少数个案外，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下海”之初，并没有超越地方政治层次的强硬的政治纽带，尽管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或者在某些案例中，用“卑躬屈膝”更为合适）是他们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此外，很少有“直接私有化”大型国企的案例，“管理层收购”更是凤毛麟角。当然，“改制”过程中充满了其他形式的私有产权的建立策略。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中国的环境之于过去已经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些对社会流动持悲观态度的人也许会认为，未来不再会大规模出现出身社会底层的富豪。笔者现在无法预测在未来，比如二十年里，最富有企业家的构成和来源是否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取决于太多不可确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健康发展、有活力的经济体中，总会有一部分来自社会中下层的人——也许他们的出身不会过于“低下”，通过奋斗，成为新的经济精英。这也许正是中国梦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