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中国奇迹是如何出现的？【2】

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管理实践

现代西方公共财政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所需要的收入与支出管理。但中国还存在国家的资产与负债管理。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政府必然需要介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与投资引领；上述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体系形式上是财政优惠补贴，但却产生出未来收入流或生产性资产；而国企与国资的存在也是中国财政体系必须包括的内涵；更为要者，未来城镇化中数千万亩土地从农用转为城市工商用地，期间蕴含着天量的“土地价值原始增值”的合理分配，肯定也与中国财政结构息息相关。上述各种生产性、基金型资产的存在，必然会有对应的负债，及相应产生的收入与支出。简言之，除了公共服务型的收支，中国又有建设发展方面的资产-负债和收入-支出。因此，中国财政必须是同时囊括收支损益核算、资产负债平衡与现金流量管理的复合型体系。

目前，普查地方政府负债规模非常必要。虽然有资产就必然会有负债，但资产负债率的控制必须到位。从全国而言，目前的负债率肯定还在合理范围内；但问题核心不是负债数量，而是风险管理机制。这方面既要改革，更多是要建构，急需研究变动中的现实，提炼理论与政策，引导中国新型国家财政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如何改革现行三维市场体制问题？

现行三维市场体制的问题何在？如何改革？

目前有关这方面议论很多，择其要者，分析如下：

其一，国企“所有者缺位”和垄断经营。确实，大型国企没有明确的真实所有者，所在行业也不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充分竞争。但是，二者皆非国企之过。就所有者而言，今日美国财富五百强企业的主要股东基本都已变成由共同基金、养老保险基金、社会公益基金等机构投资人形成的“替身所有者”。因此，中国央企与美国大型企业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所有者缺位”，而在于替身所有者的不同：美国为各类投资机构，中国则是国务院国资委。故效率比较的关键在于，国资委与市场性机构投资者之间，作为替身所有者，谁更有效？显然，在实践检验之前，简单地用“所有者缺位”否定国有企业，是没有根据的。

就垄断经营而言，同样是经济规律使然。现在央企所处的主要行业，举凡能源、航空、铁道、电信等等，国际上也都是少数巨型企业之间的寡头竞争。既然是寡头竞争，行业利润自然高于自然竞争的部门，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较高的“垄断”利润归谁所有？如果通过健全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与国有资本的预算制度，那么资本化的国有企业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依托。

故国企改革的出路不在私有化或完全竞争，而在于实事求是基础上的自主制度创新，比如国有企业的资产资本化，国有资本管理方式的社会化、权益化及年金化；再比如选择性开放行业准入、增加不同所有制企业加入竞争形成压力；还有重构公司治理机制，实施总裁团队的职业化与市场化等等。

其二，政府过大。其实，如果和现实中西方大国的政府比较，中国政府规模是否过大？虽然媒体言论对此不容置疑，但是实证研究表明，现实正好相反，中国公务员相对规模显著小于国际平均水平，尤其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而且，在全球化的现代产业体系下，古典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小政府也根本无法存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要求国家级的战略领导和管理部门；现代市场秩序的维护，需要环保、安全、质量、资源、城管、网管乃至新闻等诸多方面的规制与监管机构；现代城市化基础上的公民社会的运行，又需要民政、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服务；而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必然要求专门的收入再分配及其配套的社会福利部门。

总之，现代政府必然是相当规模的正规组织。中国政府的问题与其说是规模过大，不如说是效能与廉政水平亟待提高。

其三，官员腐败。在用公共收益权设租寻租、用合法伤害权攫取私利、用助商的管理服务换取灰色收入和官员家庭直接经商等多种形式的腐败行为中，危害最大者当是官员家庭直接经商。一旦处理不当，将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泛滥。因此，解决腐败问题实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最终走向成功的关键所在。

但是，考虑到中国两千多年官本位的传统及人情社会的历史背景，腐败问题很难通过一两次大规模的运动被解决。寄希望于西方式“宪政改革”无助于事，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巨型国家中，西式宪政的党派竞争极易酿成狭隘利益集团的泛滥和僵持；不但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而且可能导致政府体系的运转失灵。相反，廉政程度较高的新加坡则是依靠自主的制度创新，建设起适合本国国情的反腐体制。故中国廉政建设的出路在于政府再造，通过实事求是的持续自主创新，逐步打造切实有效的中国式廉政管理制度。

其四，环境污染。解决环境问题确实已迫在眉睫。但应看到，污染是现代产业经济体系的内生问题，污染的程度取决于环保标准及执行力度。而标准的背后则是企业装备的投资和运行成本问题，故发达国家也都经历过先环境污染、而后加以治理的历史过程。

以中国今日的发展水平，提高环保标准，降低污染程度，尽快恢复生态环境的质量，确实已是当务之急。目前的问题主要是环保标准的残缺、偏低、滞后，执行过程不力，罚款代替治理。因此，环境保护靠不了自发的市场力量，还得通过政府改革，实施环保部门的组织和业务流程的改造。

其五，市场失序。诚然，从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市场诈骗、到征地纠纷、群体上访等等，确实表明中国目前的市场秩序令人担忧。但是，问题在于，哪一个国家在快速工业化的经济转型阶段没有经历过此类困扰？进一步市场化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显然，这些由市场经济产生的问题，无法依靠市场本身解决；出路只能在于法治与市场规管。而目前这些问题持续存在，根源不在市场规管本身，而在于市场规管失灵；解决市场规管失灵，只能依靠政府自身的改革。

其六，收入差距过大与收入分配不公。从衡量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来看，由改革初期的0.317升高到目前的0.474，虽然并不高于美国、巴西、俄罗斯等大国，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应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比如将基尼系数降低到发达的中等规模经济体的水平。

不过，自2007年由劳动收入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实已经在改善当中，说明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下，市场机制的自发调整能力。其实，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更大力量，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其来源一是财产占有的不平等，二是权力介入收入分配。因此，收入分配的改善不可能完全依靠常规的市场经济的力量。应对之道，除了大力抑制权力性收入，也必须矫正财产权过于集中所导致的分配不平等。而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国有资本和国家理财的存在，为抵消财产权对收入分配的负面作用提供了独特的优势。

综上所述，目前存在的各种弊端与问题，或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伴生现象，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内生结果。故这些弊端的克服和解决不可能完全通过进一步市场化；解决目前弊端、释放新的制度红利，也不需要改变业已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真正需要的是，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理性地认识现行体制和常规市场经济两者各自的利弊，持续进行自主的体制创新。我认为，如果说前三十多年改革的主题是解构计划、创造市场的话，那么，下一轮改革的主题就是政府再造，通过政府部门的组织优化和政府业务流程的变革，建构市场与政府共生互补的新型市场经济形态。

史正富，复旦大学教授，真正具有企业家经验的经济学人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