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玮：以史为鉴，中日才能“融冰”

　　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了来华访问的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习近平表示，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日方应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正确处理历史问题。

　　习总书记的这番讲话，为一段时间以来陷入困境的中日关系如何改善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日关系能否改善，在于能否实现战略互惠、经贸互利、国民互信。三者虽互有交错，彼此影响，但国民互信的建立最为困难，也最为关键。由于导致国民互信难以建立的钓鱼岛、靖国神社、南京大屠杀、历史教科书“四大问题”，都是历史问题，而包括安倍在内的一些日本政要，之所以在历史问题上多次刺激中国人民感情，最根本原因，就是日本社会涌动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存在。所以，化解日本极端民族主义，使日本反思历史，建立国民互信，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关键。

　　为什么日本迄今不能真正“以史为鉴”？为什么一些极右政客能够以“借史还魂”煽动民意为手段，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战败后，日本政府提出“一亿总忏悔”。然而，正如日本学者大沼保昭所言：“这是责任最重的人，呼吁那些责任最轻的人一律进行总忏悔”。缺乏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战争责任的历史担当，在日本社会仍普遍存在。这也正是安倍为何试图以所谓面向未来的“安倍谈话”取代“村山谈话”的主要原因。

　　缺乏对历史的反思，更因为战后日本政治体制和政权机构没有被摧毁。这也是盟国战后改造日本和德国的最大差异。在冷战结构形成后，大批战犯和战犯嫌疑犯得以获释并重操权柄，其中安倍晋三的外祖父、二战甲级战犯嫌疑犯岸信介还在1957年后两度出任首相，并在任内修订了“日美安保条约”。安倍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表现，及其对“日美同盟”的强调，与其外祖父有一脉相承的关联。

　　日本政要缺乏历史担当，还因有民意基础的“东京审判史观”。“东京审判史观”的始作俑者，是提出甲级战犯“全员无罪论”的印度籍法官拉达·彼诺德·帕尔。按照帕尔的观点，东京审判是“成王败寇”的审判，缺乏法理的正义。他的理论观点影响深远。2005年，靖国神社专门为帕尔树立了雕像，NHK电视台进行了专题报道。2007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率团出访印度，专门会见了帕尔的长子。日本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安倍试图以此获取选民支持。

　　须知，日本社会对于战争责任缺乏反思“草根化”，右倾思想乃至军国主义在日本民间仍有不小的市场。然而，作为执政者，不能仅为讨好一部分民意而任意妄为，而应有不同于常人的大局意识与责任担当。

　　那么，日本政要当以何种方式面对历史问题？习总书记在会见山口那津男时提出：“中日要像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那样，体现出国家责任、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推动中日关系克服困难，继续向前发展。”确实，日本老一辈领导人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有些做法，是可取的。

　　众所周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5年8月15日首次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中国等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强烈反应。但翌年他不仅没有继续原来的错误，而且在同一天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虽然距战争结束已经有40年，但是不幸的历史伤痕依然深深留在亚洲近邻各国国民的心中。”确实，若日本无视中华民族沉痛的集体历史记忆，不断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不正视和正确处理历史问题，国民互信如何建立？按中曾根康弘信中的表述：“充分尊重世界各国国民的感情，是为了构筑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的国家关系的政治家，采取明智行动时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同样作为首相的安倍晋三，是否能够以此为鉴？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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