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调侃中国土豪：一边低调，一边张扬【2】

胡润似乎不同意中国企业家安全感下降的看法，“和15年前相比，富豪们的安全感肯定是上升的。”

胡润说，15年来，他对于中国的企业家体会最大的变化就是“信心”：“这是基于实力的增长。他们对于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企业平台已经非常自信，对于公司并购也已经很有经验，所以他们希望能在世界范围内做更大的生意和项目。”

“以万达为例，如今王健林想做的，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意：最大的电影院线，最大的海洋公园...所有涉及的领域，都要做到世界第一，这是典型的美国梦。”

但在胡润看来，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同时也伴随着一种“中国式”的矛盾心态：“现在的中国企业家正陷入一种困境：一方面他们希望低调，不想更张扬；一方面他们又在买最贵的劳斯莱斯，买最贵的手表，这些东西又恰恰是最张扬的。这就是一对矛盾。”

“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他们是第一代企业家，内心里对于自己白手起家的成功是非常自豪的。但因为是在中国，要对政府和很多因素保持警惕，免得被调查。”

在最近一次访谈中，胡润曾对中国富豪的变化趋势作出如此概括：近五年来，去商学院念书的特别多；近两年来，实业家转行做投资的人数正在增加；而在去年，对中国经济抱有担忧的富豪也越来越多。根据胡润给出的数据，2013年有9%的中国富豪对经济前景感到强烈担忧，是3年来最高水平。

我又一次问他对中国企业家的焦虑的看法，他回答：“（对经济的担忧）原因还是满复杂的。很多人怕政策发生变化，同时还有污染、食品安全等因素。这也是近来投资移民热的原因。包括习近平刚刚开始执政，人们对他的希望满高，但他面对的问题也挺复杂，这十年到底能不能把这些问题成功解决，还说不清。”

胡润紧跟着补充：“我最早做中国百富榜时，见到的企业家最多最多只谈三年计划。再多，就退出了，把钱套走了。但现在再接触这些企业家，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上去了，达到新贵族阶层，不可能随便就‘逃’掉了，只能留在这个系统里继续做事情。”

但不能否认的是，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变化正在发生。2013年，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曾发生一次有关“在商言商”的争论。一方的典型观点是，企业家当下最重要的使命仍是聚焦和专注。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做好商业依旧是商人最大的本分；而反对的声音则呼吁：今天中国企业家的责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赈灾捐款和公益慈善，而是应当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政治和社会改革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社交媒体中，“身份焦虑”、“宿命”、“十字路口”和“阶层觉醒”类似的词汇，也被不少学者商人频繁提及。

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看来，中国的部分企业家“正在努力保持自己的身份与政府的对等，不再自视为政府的依附与寄生物，并能够以更积极和现代的方式参与社会重建”。吴晓波称此为“中国社会十年来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之一”。

我问胡润，如何看待“企业家是否该为政治发声”的讨论。胡润回答是：“其实很多人在国外都误解了中国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我接触的一位企业家，在浙江平湖承包了一个快破产的工厂。两三年时间，从亏损变得有利润，政府很感谢他，对他支持很多。从国外的角度看，这个企业家获得了不公平的政府支持。但在当地政府来看，这个企业家已经把一个烧钱的亏损工厂变得有利可图，就业税收都上去了。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紧密的，谁也离不开谁。如果企业能帮助地方政府增加税收，政府也会扶持他、信任他的。”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