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法院大V” 以公开促公正

　　周强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新媒体环境下，人民法院工作如何以公开促公正？一位法官朋友私信给我：“它的基本法理在于，司法权是一种直接关涉社会正义和公民权益的公共权力，任何一种公权力都应该在阳光下。”笔者复制这段话做了搜索，原来，这是很多司法工作者写文章时常用的一段话，它更像是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的中国版：“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英国著名法官G。休厄特。

　　正义又如何让大家看得见？周强院长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给出了一个路径：加强最高人民法院政务网站建设、开通最高人民法院微博、微信和新闻客户端、建成全国法院微博发布厅。周强院长在总结2013年法院工作时还特别提到：“中国法院庭审直播网，各级法院直播案件庭审4.5万次。济南中院通过微博全程直 播薄熙来案庭审情况，取得良好效果。”报告后当晚，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还专门组织12家网站举办主题为“司法为民与司法公开”的网络访谈， 四个省和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与网民进行在线的交流。由此可见，人民法院运用自媒体、联合新媒体，已经由之前追潮流的“自选动作”变成了如今务必要做的“规定动作”，在以“法院大V”为代表的媒介形式的辅助与倒逼下，正在向着以公开促公正的方向努力着。

　　不担心在微博评论中挨骂

　　“不担心在微博评论中挨骂。”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两会期间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的话：“网络问政已渐成常态。微博的评论功能可以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表达权的需求，也是我们广泛听取民意、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李少平在担任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时特别强调：“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时时守候着这条线，无数双眼睛紧紧盯住这条线，这既是司法工作者的生命线，更是涉案当事人的生命线。

　　去年5月22日，笔者在天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旁听了李少平所作《关于加强 法院队伍司法能力建设情况的报告》，他专门用一个章节的篇幅提到了新媒体环境下人民法院如何开展工作。在这之前，天津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许云鹤驾车撞人案”即网民热议的“天津彭宇案”被《人民法院报》评选为2012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之首，那一年，同样入选的“赖昌星走私行贿案”、“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案”、“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无一例外都是网络“热搜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极大关注给人民法院的审理带来了巨大舆论压力。其中，有新媒体传播的“美国乔治亚州审理拉克尔交通肇事案的大法官，率领实习法官模拟审理了许云鹤交通肇事案的庭审实录”等解读，偷换概念，混淆视听，造成公众对法院办案过程与审理结果的质疑。当事双方又都利用新媒体或被新媒体利用为自己主张权益，造成很长一段时间内公众纠结于该案 “是助人被讹还是撞人逃避法律责任？”成为较早版本的“老人摔倒扶与不扶”的案例。面对刚刚兴起的新媒体，天津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继续把它当一个“常态简单案件”，而是主动公开案情，积极应对质疑。回头再看，许云鹤案的最大亮点在于，审理没有受到新媒体舆论影响，办案人员尊重法律事实，捍卫公序良俗， 耐心普法讲理。

　　作为媒体从业者，我从“许云鹤驾车撞人案”新媒体纷繁复杂的讯息中厘清：法官首先对于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的法律判断，先于撞没撞人的事实判断；其次，法院排除盖然性程度不高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社会情理”分析，而是运用客观的实物证据、权威的言词证据以及视听资料等证据材料，合理推出事实认定的结论。这些角度或许是新媒体起初没有关注到的，或者是倘若关注又貌似不能“吸引眼球”的，这对笔者后来在主持评论与搜集资料时的启发不可谓不大。

　　从质疑到释疑到消除怀疑

　　在2013年9月22日到9月29日这一周，有四个在新媒体轮流“抢头条”的案件进入宣判阶段，另一个涉暴刑事案件罪犯被依法执行死刑。它们分别是“薄熙 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河北王书金故意杀人强奸案”、“李某某等人强奸案”、“北京大兴摔童案”以及“沈阳小贩夏俊峰刺死城管案”。五个案件不仅因为案情本身有影响力，还在于法院微博或流程预告或案情公开或庭审直播，满足了大众知情权。笔者制片和主持的天津电视台新闻频道《微观博览》节目就专门结 合新媒体特点对“法院大V”以公开促公平进行这直播评论：

　　五个案件，我们看到了公众的质疑和官方的释疑。比如“为什么法院没有认定王书金对自己是聂树斌案真凶的自认？”“为什么李某某案具有轮奸情节，最终认定强奸罪而不是轮奸罪？”而摔童案主犯韩磊在庭审时声称“不认识婴儿车，更不知道车内有婴儿”，更是难以让网友接受；而夏俊峰案“为何不认定为正当防卫，免其一死？”

　　这些质疑的背后，涉及的是人们需要法律常识的普及和法治理念的传播。这时，新媒体起了作用。河北高院微博答疑：“王书金案法院不支持其自认，是因为有合理 怀疑不能排除，检方本着‘宁纵勿枉‘做出了决定，这样正体现了新刑诉法中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新标准。”京法网事微博答疑：“对于轮奸与强奸，在刑法中只有强奸罪，根本没有轮奸罪，轮奸情节是作为强奸罪在量刑中的加重情节出现的。”沈阳中院微博答疑：“根据现有证据和法医鉴定，由于不能认定夏俊峰遭到了 明显的、危及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行为，因此不能认定他构成正当防卫。”摔童案里的韩磊，虽然他的辩驳难以让人接受，但通过一些司法大V的微博评论了解到， 他有权辩论反驳对方的主张并表达出保存性命的渴望。

　　网友急于当判官，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参与呢？合理的疑问，算不算是对这些案件的关心和求知呢？司法审判的依据是证据和事实，媒体也好，新媒体也好，自媒体也好，舆论不能左右司法。但合理的质疑也是一种提醒，因为有了合理的质疑也就有了释疑，才能消除怀疑。

　　今年，备受关注的“复旦投毒案”2月18日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林森浩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庭审通过新媒体直播引发公众关注。

　　没有公众想象的那么轻松

　　因为工作关系，笔者十分关注以“法院大V”为代表的司法媒介。去年11月21日最高法院官方微博落户新浪，开通当天粉丝量即突破10万，截至3月9日，官 方微博粉丝数超过328万，官方微信粉丝数25947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两会期间公布的数据：“目前，各高级法院全部开通了政务微博，全国四级法院共有2544个法院开通官方微博，其中有2197个法院官方微博在新浪网微博发布厅上线。”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坦言：“新媒体时代的法院和法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坚定地推进司法公开是保障和实现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司法事务的前提和基础，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媒体发展对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带来的巨大影响和重要意义。必须认识到，司法公开的越主动，越客观，独立行使审判权才越有保障。反之，再公正的审判也可能因为信息传递不及 时，而被媒体所诟病，而被舆论所谴责。”由此可见，所有人都明白，公开，也是一把双刃剑。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实际操作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又该如何解决？之前我看过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院长黄兆麟发表在光明网上的一篇文章——《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的表达与实践》。请允许笔者套用他文章中对于司法公开的研究视角，也来分析一下“法院大V”以公开促公正的挑战在哪？第一是法官视角，有人认为司法公开是法院自己找麻烦、添乱子、跟自己过不去、司法公开推力不足、司法公开工作机制不完善；第二是当事人视角，审判流程公开度不高、裁判文书说理不透、 证据不予当庭认证、对案外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公开性不强、执行过程不透明；第三是公众视角，对法院工作知之甚少、公众关注度高的案件透明度不高、找法院办事不方便。何况现实工作中，一些管理者长期受到“立案——审理——执行”的简单定式，因为对司法公开的认识不到位，那是不是又能够承受公开所带来的压力？

　　两会节目中，笔者有一句口误：“以公开促公平”。转天就有在法院工作的观众在网上给我提意见：“应该是‘以公开促公正’，公开是方法，公正是态度，公平应该算是效果，现在只能用正确的方法保证正确的态度，不敢说一定有正确的结果，建议主持人用词上还是要严谨一些。”的确，司法公开是实现司法公正、破解司法难题、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方式，就像今年最高法将制定“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一样，而“法院大V”等媒介形式无疑是司法公开倒逼司法公正的一个细节。以前讲法院裁判文书是“白纸黑字”，现在成了可供下载的“电子版本”，如果“白纸黑字”还只是“传阅”和“传说”，那“电子版本”就是 “疯转”和“秒杀”，这让法官更用心，让公众更热心。

　　笔者毕竟是新闻从业者，对法院工作了解不多。谢谢这位法律工作者的指正，笔者准备把最近读的一本书——《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送给他表示感谢。我已经翻阅到第159页美国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访谈这一章，对于公平和公开，她有一句话我想能代表所有法院工作者：“这里肯定没有公众想象的那么轻松。”

(责编：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