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民主政治与社会冲突

　　翻开任何一本民主教科书，人们总是把诸多美好的价值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例如免于专制之苦、政治参与、个人权利的实现、社会的和谐、经济发展、高收入、社会公平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自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秩序作为目标的原因。不过，上述这些美好词汇只是对那些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的描述。

　　尽管发达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民主，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这些价值或多或少都已经成为现实。然而，当人们离开教科书和西方发达国家，而把目光转移到非西方民主国家的时候，除了少数几个国家，情况就不是像民主教科书所描述的那么理想，也看不到西方民主那样的情形，甚至刚好相反。在非西方社会，很多民主面临着无穷的社会冲突。近来的泰国、乌克兰、委内瑞拉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为什么会这样？

　　要理解这种现象，人们就要理解西方式民主的扩张过程。尽管世界各地近代之前存在过不同形式的民主，但西方民主成为主体之后，从西方向非西方社会传播开来。在人们把民主视为一种需要追求的价值之前，必须把民主视为是一种国家建构的制度方法。总体上来说，在一些时候，民主促成了国家的建构，但在更多的时候，民主是国家解构和破坏的力量。

　　在两个历史阶段，民主具有建设性作用。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帝国解体之后，民主成为国家建设的主要政治形式。帝国解体之后，世界进入民族主权国家时代。在西方，在帝国的废墟上不仅产生了一个个独立的国家，而且也产生了商人阶层和资本阶层。那个时代，精英民主对国家最具有建设作用。在国际层面，西方确立了主权原则，承认各个国家的主权，并且互相承认，互相尊重。一个主权国家不干预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这使得各主权国家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来进行国家制度建设。

　　在国内，君主贵族和商人资产者也能经常达成政治妥协，实现精英民主。简单地说，君主为了统一国家，需要大量的经济资源，因此必须寻求商人的支持。国家的统一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民族市场，因此也符合商人资本的利益。商人资本一方面出钱支持国王的国家统一大业，同时也担心国王会侵害和掠夺他们的利益，因此要约束和限制国王的权力。议会、法治、财产权等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系列的西方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君主贵族和商人资产阶层互动的产物。

　　西方在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所提出的理想原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一极端自由主义的原则，不仅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上经常导致冲突和暴力，更成为后来后发展中社会的国家建设不可克服的障碍。

　　对国家建设而言，民主具有建设性的第二个历史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反殖民地运动。在第一个阶段，民主主要发生在西方。在这第二个阶段，民主主要发生在非西方社会。在反殖民地过程中，民主扮演了整合和团结的作用。如同西方社会，大多数非西方社会也表现为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特征。反殖民地表明，这些不同民族都面临一个外在的敌人，即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者。这促成了一些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各种民族的联合，在反殖民地过程中，建成多民族国家。

　　“非自由民主”是历史过程

　　在这两个时代，所谓的民主都是精英政治，民主是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主权国家时代的民主主要发生在西方。西方民主在大部分时间里表现为精英政治，选举权仅仅限于少数社会群体，是非常有限的民主，例如存在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限制、性别限制（妇女没有选举权）、族群限制（少数族群没有选举权）等。西方学者现在经常把非西方社会的民主，描述成为“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以区别于西方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其实，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西方民主在大部分历史时间里，也是非自由民主。所谓的“自由”仅仅限于少数人之间，也就是精英之间。在反殖民地运动阶段里，民主也是精英政治。事实上，大多数反西方殖民地主义的政治精英，都接受过西方教育，民主主要表现为受过西方教育的本土精英，和西方宗主国精英之间的冲突。当时，本地老百姓的民主意识并不高，属于动员型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说，人民是被动员进入民主政治过程的，而非像西方国家那样，商人资产者是自下而上的参与。动员型民主的这一特征，也为这些国家的民主留下了负面的遗产。这些国家的民主化主要是来自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反对殖民地主义）、对民主价值的向往、赶超西方国家等等。问题在于，对意识形态的支持不能持续多久。当民众开始追求西方国家人民所具有的民主价值的时候，麻烦就出现了，理由很简单，这些国家根本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条件。

　　今天，不管已经民主化了的国家的民主现状如何，民主已经俨然成为各个国家的国家建设主要原则。但从冷战结束以来，民主的现状来看，人们不难发现，除了少数几个案例，民主所发挥的更多的是解体现存国家，而非建设国家。我们现在面临这样几种主要冲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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