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现代民主的真实面目【3】

忠于反对与稳定民主的困难性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执政党议员坐在女皇的一侧，而反对党议员则坐在女皇的另一侧。反对党议员为了女皇陛下而对执政党的执政进行监督。英国反对党的这一性质被称为“为了女皇的反对” (her majesty opposition) ，在现代政治学术语

中又被称为“忠于反对”。一个民主社会要得到稳定，执政党与反对党必须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他们之间的不同仅是在一些具体政策、政策执行技巧上的不同，甚至仅仅出于政客之间的争权夺利。如果执政党与反对党信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并且反对党准备在取得政权后以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来系统地改造世界的话，这个反对党就成了一个“非忠于反对的党”。这样的国家很难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一个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二战前的德国。当时德国存在着三个主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法西斯党。三党都在德国民主的框架内进行竞争，但是法西斯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却抛弃了民主而走向了独裁，进而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民主只有在“忠于反对”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稳固这一原理告诉了我们以下几点；第一，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民主社会，必须给予民主制度一种不可谈判性或霸权性的地位，即不管谁上台，他既不会，也没有想象力和能力去改变这一体制运作的基本规则。第二，在给予民主制度这一“非自由”的霸权地位后，民主制度内部的运作必须有自由传统的支持，即民主制度下的成员对所有其他个人和群体的观点、利益和人身尊严持有不可谈判性的尊重。极端地讲，即使没有民主也要自由。没有民主但却有着自由传统的国家（如民主化前的英国社会）至少是一个充满人性的地方，而没有自由的民主就会形成多数暴政，其后果极其可怕。世界上大多数的种族清洗，包括美国白人对印地安人在十九世纪的灭绝性屠杀，或多或少都体现了现代民主的这一黑暗面。第三，一个社会内部各阶层的矛盾越小，主流价值观越是确立，该社会的民主体制就会越稳固。

民主并非万能

我们必须清楚民主转型的目的是达到一个较为现实可行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理想社会。一个较为可行的制度不会是一个泛民主的制度，而是以民主为主导的混合制度。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家在民主体制基础上；还非常有眼光地设立了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制等等制度。简单地说，民选出来的政府和议会能处理的问题有限，每个政府都会碰到大量的特例性事务和大量的需要专业知识才能处理的工作。民选出来的政府首领和议会根本就没有时间、必要知识和灵活性来处理这些政府事务。根据西方社会的政治实践，瑞典政治学家罗斯坦 (Rothstein) 指出，在很多场合下以下的非民主制度都将比民主制度来得更有效：科层制、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在民主体制的主导下，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制度的作用将大大提高民主社会的绩效。

一般来说，在处理大量的政府日常性事务时，以法律和行政规范为行事依据的科层制会比较有效，但是缺乏灵活性。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都是补充。当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影响到某些群体利益时，国家给予这些群体的合法代表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过程以一定的影响力，这是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就是国家用公共资金在“市场”上来“购买”一些赢利和非赢利性民间组织的服务。一般来说，当一个领域有着较清楚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时（如医疗卫生领域），专家决策制就会比较有效。但是当一个领域不存在公认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而其日常应对措施又需要很大灵活性时（比如劳工政策），利益集团制就会比较有效。当一个领域内部事务的处理需要很大灵活性，但该领域的特征却不容易形成有权威的专家和清楚的利益集团时（如公共教育），类市场制就会比较有效。最后，当一个领域既不能形成专业人员和利益集团，也不能形成基本共识时（如父母离婚后小孩的监护权），抽签制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以上所提及的制度形态都是非民主的。它们的存在限制了选举民主的范围，但如果没有竞争性选举民主作为支撑的话，这些制度本身的绩效是不能为国家提供稳定合法性的，因此，这些制度绝不能代替选举民主。反之，在一个已经具有选举民主的社会中，这些非民主制度的存在就会限制民主的黑暗面，并因为其有效性而大大增强民主社会的绩效合法性。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应是一个能自觉运用多种制度来取得执政绩效的国家，一个能够在遇到问题后有能力改变制度配置的国家，一个能运用选举民主作为政府执政根本合法性基础而又不迷信民主的国家。

(来源:中国改革)

(责编：邹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