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中国为何不需要西式民主

近些天来，习近平主席访欧引发广泛关注，其在欧洲三国所做的数场演讲更是好评如潮。4月1日，习主席在比利时欧洲学院演讲时，一段话被媒体高度关注：“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论断与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三个自信”和“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等提法一脉相承，也是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深刻总结。

政治的本质是政权问题，政权的关键又是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就此而言，国体问题（也就是政权的阶级基础问题）才是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民主只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民主。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身上，看干什么事情。”表面看，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使每个公民都有参选胜出机会，因而似乎最能体现民意；但在实践操作中，竞选实际是资源、财富、势力的比拼，由此决定了民主政治永远是少数寡头间的游戏。在民主问题上，缺乏阶级分析观点，一味将实现“民主自由”、变革政治体制视为纾解困难的“万能灵药”，而回避“哪个阶级掌权”这一主要矛盾，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装糊涂。在实际中，它很容易导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尴尬处境。

在阿拉伯世界，埃及、约旦等国早在殖民统治时期就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如议会、政党等），但真正掌权的基本都是国王和大商人、大地主等权贵阶层，由此才会使中东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纷纷发生政变，转向威权政体。在南亚，民主选举几十年，但最终胜出的始终是几大显要家族成员。在印度，下院所有30岁以下的议员均出自政治世家。乌克兰的民主博弈，同样是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寡头之争，即以金融和采掘业寡头为首的亲西方寡头和以传统制造业为首的亲俄寡头之争。即使在被奉为“民主典范”的美国，民主政治同样是“富人的游戏”。美知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说过：“我们当前的体制似乎是依据‘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来运行的。”在这些国家，无论谁上台，当权者都是优先为本家族或本阶级谋利益，而不顾多数民众的利益关切。

中国自身的政治探索同样表明，试图借推行西式民主实现民族崛起，完全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晚清时期，康梁等人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并未挽救清政府；辛亥革命后实行总统制，中国随即乱象纷呈：廖仲恺遇刺、袁世凯称帝、曹锟贿选、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等等。——这个中华民族蒙受苦难的时期，却被某些“民主原教旨主义者”描绘成令人向往的“民国范儿”，实在匪夷所思。后来，蒋介石政权靠武力而不是靠自由民主统一了中国。同样，中国共产党是靠武装斗争和劳工大众，战胜了政权阶级基础薄弱的蒋介石。毛泽东后来总结道：“我们为什么能取得政权呢？为什么能和有外国援助的军队打仗呢？就是因为有人民”。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在国体上坚持依靠工农阶级，政体上实行民主集中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内人力物力资源，使新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能够制造出原子弹和氢弹的工业化国家，如今更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足以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逊于西方民主政体，反而比西方政体更具优越性。

从世界范围看，正是由于西式民主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日渐暴露，“民主化”在当今世界日渐失去了号召力。2014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刊文感叹“西方民主病在哪儿”，坦承“民主”在全球发展停滞甚至出现逆转。“自由之家”认为，2013年已是全球“自由指数”连续第8年下降。2013年皮尤调查显示，85％的中国人对本国发展方向“十分满意”，而美国这一数字仅为31％。

一个国家找到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并不容易，尤其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我们更应珍惜现有政治制度，不能不负责任地进行“政改试错”。中国一旦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很可能造成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灾难。2011年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试验已经表明，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很容易水土不服，带来灾难性后果。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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